在我国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平台经济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内涵型增长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注意到，各地目前也陆续发布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施意见。

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外卖平台”在促进平台经济消费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外卖平台”规模急剧扩张，骑手的用工模式呈现多样化特征，目前主要有“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两种模式。

对新型“众包骑手”模式而言，骑手通过面向公众开放的外卖平台APP注册，自行决定是否接单配送。前述模式下，骑手按件接单、无固定薪酬，只要通过平台注册认证就可以开始自由接单、抢单。特别是，骑手还可以同时接不同外卖平台间的订单，实现就业的灵活性。

尽管“众包骑手”有就业灵活性优势，但是，由于其与“外卖平台”或第三方企业之间本身没有劳动关系，因此，劳动社会保障较弱。

实践中，为保障“众包骑手”利益，“外卖平台”通常会与保险公司合作，要求“众包骑手”为自己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以保障其利益。比如，美团与饿了么为其“众包骑手”提供3元/天的保险，骑手只要出单就会被平台强制扣除保险费，一年的费用约在700-1000元左右，通常时效为24小时，主要承保送单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

但是，如上所述，“众包骑手”承接的业务通常不限于特定外卖平台。换言之，“众包骑手”可能在某一特定外卖平台购买商业保险，但是，同时会承接其他外卖平台的业务。在前述业务场景下，如果“众包骑手”因承接其他外卖平台业务发生事故，保险人是否应对其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保险理赔实践中通常争议很大。

比如，本典型案例即保险人即以骑手投保“美团”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但在配送投保平台之外的“饿了么”平台订单时发生保险事故为由主张免赔，认为不应就“众包骑手”跨平台配送中发生的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作为专业保险机构，应该知悉该类被保险人的工作特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如基于降低自身赔付风险的考量，对“众包骑手”配送投保平台之外订单发生的保险事故主张不予理赔，保险公司应在保险条款中明确注明“‘众包骑手’配送投保平台之外订单发生的保险事故主张不予理赔”，但其保险条款中未见类似免责条款，判令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最终保障了“外卖骑手”的利益。

随着金融监管部门大幅强化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责任，在保险领域，法院响应金融监管政策趋势，对保险人苛以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似乎已成法院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2020年5月14日，美团平台注册众包骑手叶某某从美团平台首次接单时，第三方企业福建人力宝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公司）投保了美团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其中意外身故、残疾保额60万元，叶某某为此支付保费3元，由美团平台扣收。该险种的客户群体为众包骑手。人保南京公司出具的“美团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单（电子保单）”上并无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或签章。投保后，叶某某的美团APP中“保险说明”第1条载明“突发疾病身故：最高赔偿限额60万元人民币。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既往症原因除外），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突发疾病身故保险金，本附加保险合同终止”。第2条载明“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当日第一次接单开始至当日24时，如在当日24时送单尚未结束的，保险期间最长可延续至次日凌晨1时30分，最长为25.5小时”。第3条第3款载明“由既往病史导致的突发疾病身故不属于保险责任；如发生猝死事故，必须由有鉴定资格的医院或者公安部门指定法医鉴定机构进行尸检以确定死亡原因，如未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导致无法确定死亡原因的，在已有证据可排除既往症原因的情况下，保险人按不超过身故限额的10%进行赔付”。

投保当日18时40分，叶某某在万春商业街晕倒，被接警民警送至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门诊诊断叶某某为脑出血。后叶某某被转往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继续救治，该院门诊病历记载处理意见为：脑干出血、双瞳散大、无自主呼吸，无手术指征、预后不良，随时有死亡可能、维持生命体征。2020年5月15日，叶某某出院，出院诊断为“脑干出血、高血压”，出院情况为“深昏迷、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刺痛无反应、机械通气中，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当日，叶某某在家中死亡，原因为脑内出血。

叶某某妻子段某某、母亲季某某、儿子叶某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人保南京公司支付叶某某死亡赔偿金60万元。人保南京公司辩称，案涉事故发生时，叶某某配送的是“饿了么”平台订单，而非美团平台订单，不符合保险合同生效条件；叶某某真实死因未能查明，保险公司仅应承担不超过身故责任限额10%的赔偿责任。

叶某某虽在美团平台注册，但美团平台并未对叶某某工作时间、接单数量等作出限制，其可接其他外卖平台订单配送业务，显然属于“众包骑手”。案涉保险为商业保险而非工伤保险，投保目的是为保障骑手的人身安全及分担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保费出自骑手，保险受益人是骑手而非美团平台。案涉保险投保方式系电子投保，叶某某在接受第一单外卖派送时购买当天的意外险，自系统扣收骑手保费之时，保险合同生效。

案涉“保险说明”载明，最长保险期间是从骑手首次接单时起至次日凌晨1时30分；保险范围包括被保险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案涉保险保障的是骑手人身权益而非美团平台权益，客户群体为“众包骑手”。人保南京公司作为保险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应知悉该类被保险人的工作特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若其基于降低自身赔付风险的考量，则需对“众包骑手”的兼职属性进行限制，并在保险条款中明确注明若“众包骑手”配送投保平台之外的订单发生保险事故时不予理赔，但其在保险条款中并未特别说明。故投保人叶某某在保险期间内因脑内出血死亡，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情形，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案涉保险单及“众包骑手”意外保险说明系格式条款，该条款由人保南京公司单方提供，供不特定投保人重复使用。人保南京公司有义务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未作提示或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案涉保险以电子投保的形式购买，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因既往病史导致突发身故，以及需有相关鉴定资质机构确定死因的免赔条款，显然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其应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提请对方注意，如在合同中用黑体字予以特别标记，或以颜色、大小、下划线等方式进行特别标记等。但从本案现有证据看，人保南京公司并未履行相应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故人保南京公司主张的免赔事由不能成立。

鉴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存在重大差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进行了定义。

其中，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由此可见，对以动力装置驱动的交通工具，认定其为非机动车的依据在其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如不符合，则不属于非机动车。

由于新能源产业的迅猛发展，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中数量庞大。为此，《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对其进行了技术规范，明确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为25km，整车最大重量为55kg。超出此标准的，即行业通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

在涉及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处理中，交通行政部门通常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前述规定将其直接认定为机动车。相应的，因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未取得驾驶资格证的车主，即被认定为无证驾驶，承担相应交通事故责任。除此之外，相关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时，也往往以电动自行车的动力、重量、时速等技术参数，作为判定其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依据。

但是，笔者注意到，在大量由于超标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实践中，法院并未简单接受交通行政部门或鉴定意见关于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的结论。

本典型案例即涉及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司法认定问题。被保险人驾驶的超标两轮电动车是否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直接关系涉案事故是否落入保险人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保险人认为，应以交通行政部门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或相关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准，认定被保险人所驾驶的超标两轮电动车为机动车，并由此主张免除保险责任。

法院最终并未接受交通行政部门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的意见，而是认定：无论是从车主购买电动自行车时的产品说明，还是超标电动自行车在实践中按非机动车管理，将超标电动自行车归类为非机动车更符合一般人认知，由此认定，案涉电动车不属于机动车，保险人应对事故承担保险责任。同时，法院在本案中也再次重申，对于格式条款的解释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笔者认为，之所以超标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争议话题，主要原因在于立法与执法的错位。从立法层面来看，《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划分应以国标为准，但在执法层面，非机动车统一登记上牌的相关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社会公众对超标电动自行车实际属于机动车没有形成基本认知。

令人欣喜的是，在执法层面，笔者发现各地陆续出台了对于电动车的管理规定，对超标电动车设置过渡期，只允许超标电动车在过渡期内使用，过渡期结束后，将禁止此类电动车上路；而对于符合国标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则要求必须经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非机动车号牌方能上路。如此趋势的出现，可见执法部门对于电动车的管理愈发严格，我们也可预见，之后因超标电动车引起的道路交通纠纷将逐步减少。

死者蒋某自2008年4月至2017年4月11日工作于余姚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姚百利）。余姚百里为包括蒋某在内的15人投保了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包含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金每人200000元）以及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包含意外住院和门诊每人40000元），保险期限自2016年6月17日起12个月。特别提示中第六条载明“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三）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B款）条款第三条载明“……本保险合同为费用补偿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如果已从从其途径获得补偿，则保险人只承担合理医疗费用剩余部分的保险责任”。

2017年4月11日16时许，死者蒋某驾驶其购买于2016年2月21日、标记有“威震”的二轮电动车下班回家，由北往南途经交叉路口时，与俞某由西往东驾驶的浙B××××××号肇事车碰撞，造成蒋某受伤，于当晚抢救无效死亡。

余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蒋某所驾驶的标记有“威震”的二轮电动车进行鉴定，认定其为轻便二轮摩托车，属机动车；并认定俞某驶经路口未停车瞭望、措施不及，蒋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登记的轻便二轮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未停车瞭望且未让右方车辆先行，两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基本相当，应各自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

蒋某妻子傅某某、儿子蒋某某、母亲沈某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平安鄞州支公司赔偿医疗费3805.98元以及意外伤害身故保险20万元。被告平安鄞州支公司辩称，死者蒋某驾驶的车辆被鉴定为机动车，根据保险条款约定，未取得驾驶证而发生交通事故的，不在理赔范围之内；医疗费已另案赔偿完毕。

从死者蒋某自身来看，其系在余姚市农村工作的普通公司员工，虽然被告根据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鉴定报告书认为涉案车辆属于机动车，但是涉案车辆的产品说明明确为电动车，被保险人蒋某及三原告基于产品说明而认为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的理解，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标准；从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来看，国家实行机动车登记制度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涉案的超标电动助力车未纳入机动车管理范围，其与机动车的使用范围和路权规则不同，购买者无法进行登记并取得机动车号牌，亦无法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行政机关对该类车辆的管理方式造成了社会公众认为涉案车辆系非机动车，故原告陈述基于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认为涉案车辆不符合免责条款中规定机动车的理解，亦符合普通人的认知标准。

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据此，双方对涉案车辆是否属于机动车存在不同理解，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特别提示的责任免除条款中关于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内容未能明确机动车的具体类别，故该免责条款不应适用于本案所涉车辆，被告理应支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200000元。

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有任意解除权。具体体现在《保险法》第十五条，“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合同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由于保险合同是典型继续性合同，其解除不具备溯及力，不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因此，保险合同解除的效力通常仅使得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将来应该履行的权利义务消灭。

对应的，《保险法》第五十四条对此作出明确，“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手续费，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但是，《保险法》第五十四条有关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人无需退还已收取保险费的规定，宜限缩理解为保险合同的解除，系因保险人并无任何违约行为，投保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情形。换言之，这不适用于保险合同的解除，系因保险人存在过错的违约行为所引起的情形。这以限缩性解释方法本身既有法律依据，也符合保险合同履行的最大诚信原则，有助于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进一步而言，就保险合同因合同当事人违约行为解除的，《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二款也有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具体到北京金融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法院也并未机械拘泥于《保险法》第五十四条有关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已收取的保险费不应退还的规定，综合最大诚信原则和《民法典》有关因违约方原因导致保险合同解除的规定，认定保险人对本案保险合同的解除存在“重大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失。

当然，本案颇具有新意的地方在于：法院认定投保人本应承担的应由保险人收取的已发生保险期间的保费，以及投保人将来的投资利益可得利益，均被认定为属于保险人违约行为所致“违约损失”范畴，较为罕见。笔者猜测，前述判决意见是法院充分考虑了本案保险合同解除存在保险人“重大过错”情节因素的后果。因此，在因保险人一般性违约行为导致投保人行使保险合同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法院可能会在赔偿范围方面进行与保险人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调整。

毕竟，对长期的继续性合同，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11月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六十四条规定，对长期合同可得利益的赔偿作出了规定，其中明确“非违约方请求违约方赔偿合同解除后与剩余履行期限相应的租金、价款或者报酬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前述倾向性司法意见，尽管尚未获得正式通过，应对法院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房某于2015年8月向某保险公司投保2份分红型年金保险，被保险人为房某之子，保险费30万元，交费期5年，基本保险金额2688000元。双方约定：被保险人于犹豫期接手后的次日及本合同每一年的保单年生效对应日生存，保险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10%给付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若被保险人身故，则保险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与现金价值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2016年1月7日，房某又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另一份寿险年金保险，被保险人为房某，保险费500万元，保险期限为10年，基本保险金额6958345元。该保险条款约定：自第三个保单周年日起，在被保险人生存的每一个保单周年日，保险公司按所交保险费的1%给付年金；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生存，保险公司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且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身故，则保险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与现金价值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且合同终止。截止起诉前，房某交纳了4年分红型年金保险的保险金，共计240万元；一次性交纳了寿险年金保险的保险金500万元。

2018年12月，房某购买的上述保险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通过伪造签名、变更客户点等方式，先后多次办理减保、退保手续，挪用保险金。房某称，在得知业务员违规减保后，其多次向业务员催要保险金但均未果，无奈选择报警，且为避免进一步损失，房某操作退保。某保险公司退还了房某3份保单的剩余保费及现金价值共计56万余元。

房某认为，由于保险公司的管理上的重大纰漏，使得其工作人员能够违规减保，造成了房某的巨大损失，故要求保险公司退还全部保费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对于房某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辩称，房某系自主退保，保险公司已经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将剩余的保费及现金价值退还给房某，不应再退还其他保费并赔偿损失。

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保险合同内容进行变更，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办理，除了需要提供投保人的身份证件、保险合同等相关手续资料外，还需要受托人携带投保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和其本人身份证件到保险公司服务柜面进行办理。而由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疏漏，未尽到审慎审核义务，导致业务员违规操作客户保单，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其对保险合同的解除具有重大过错。房某作为投保人，虽然将身份证原件交予业务员，但其并未向业务员出具相关的授权，不应承担保险合同的解除而造成的不利后果。因保险公司对于解除保险合同具有重大过错，应当赔偿房某损失。结合房某已经履行完大部分合同义务的情况和合同本身关于保险金给付的约定，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除赔偿房某相应的保费损失之外，还应房某的合同履行程度，参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利率向房某支付至判决之日及实际支付之日的可得利益损失。

《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在保险法和保险合同没有另外约定情况下，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有任意解除权。保险合同解除后，在人身保险合同下，保险人应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在财产保险合同项下，应扣除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应收的保险费后退还其余保费。

司法实践中，投保人除援引上述十五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处理保险合同纠纷之外，投保人为维护其利益，还会选择根据《民法典》《合同法》等法律行使合同撤销权。从笔者调研案例看，前述投保人行使保险合同撤销权大多发生于人身保险合同涉及的年金保险业务。笔者认为：投保人行使合同撤销权的显著优势之一在于，保险合同撤销后其效力将溯及至合同成立时，使得保险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投保人据此可以要求保险人向其返还全部保险费。

但是，法律上，合同撤销权属于形成权，其行使有法定期间限制。比如，根据《合同法》，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并未对撤销权的最长行使期限进行限制。但2017年10月《民法总则》实施后对该条进一步加以限制，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其后，2021年1月施行的《民法典》维持了《民法总则》的规定，未作调整。

基于前述《合同法》未对最长撤销权行使期限进行限制，而《民法总则》《民法典》又设置了最长期限的限制，当投保人撤销权针对的具体法律行为如果发生在《合同法》适用期间，如果直接适用《民法总则》《民法典》对其撤销权期限进行限制，则将有违保护投保人利益和公平原则。因此，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不应对发生于《合同法》实施期间的特殊法律行为引起的撤销权最长行使期限进行限制。

具体就本则典型案例而言，投保人所主张的保险销售人员虚假宣传案涉保险产品具有补充养老功能的欺诈行为，发生于签订保险合同的2016年。由于投保人2020年获知撤销事由时，《民法总则》已实施，因此，撤销权应于知晓撤销事由之日起五年内行使，否则消灭。

巧合的是，本典型案例的立案时间为2021年6月28日，距保险合同签订的2016年6月27日，恰好已经过五年。对此，从保护金融消费者角度，法院认为《合同法》没有规定行使撤销权的最长行权期限问题，存在一定立法漏洞，但直接适用《民法总则》可能有悖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会导致结果的不公平。

基于此司法理念，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中对无法定或约定行使期限的解除权在《民法典》实施后行使期限确定方式的规定，认定投保人于2017年《民法总则》施行后获知撤销事项的情况下，起诉时没有超过《民法总则》实施后行使撤销权的最长时间。

基于目前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实践中重点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监管和司法理念，保险人应特别注意保险销售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把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摆在重要位置，否则，保险人除面临保险合同被撤销的不利诉讼后果外，还可能因违反《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项下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禁止性行为的规定，受到监管部门“双罚”。

2016年6月27日，迟某某、××人寿签订了保险合同号码为P020000011227356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福（2013版）及附加险××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迟某某，李某某为涉案保单业务员和代理人。附加险××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2015）条款约定，提供保障的重大疾病共45种，提供保障的特定轻度重疾共8种。2018年6月，双方确认升级涉案保单，涉案保险合同中新增了附加险“轻症豁免C”、附加终身寿险和××福18特定疾病险，但迟某某购买的涉案保险产品仍适用2013版××福终身寿险条款和2015版××附加××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截止至2019年6月27日，迟某某已向××人寿缴纳保费合计41,685.92元。

迟某某在2020年通过媒体宣传了解到自己所投保的××福终身寿险不具备养老功能，后投诉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主张××人寿业务员误导销售。调查过程中，李某某陈述“有说过有病看病、没病养老，但是当时说的是补充养老。退保的时候可以拿一笔钱，是保单的现金价值，这也是公司的宣导话术”，并承认迟某某证据手写演示计划书系本人书写。上海银保监局于12月25日出具《上海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事项答复书》，认定业务员李某某存在欺骗投保人的行为。

后，迟某某致电保险公司要求解除保险合同退还所交保费，双方协商未果。迟某某遂提起诉讼，判令××人寿退还迟某某保险费41,685.92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未规定保险合同欺诈情形下合同撤销的相关问题，行政监管机构关于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可无理由解除保险合同的规定也不同于保险人具有过错情形下投保人的撤销权，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具有适用空间。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以迟某某向上海银保监局投诉之日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并无不当。××人寿关于限制撤销权行使期限的理由，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未限制合同订立后撤销权行使的最长期限。虽然案涉保险合同订立后，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新增了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但该规定的适用应平衡当事人对法律效果的合理预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对方当事人也未催告的，解除权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解除权消灭；解除权人在民法典施行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的，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本案中，迟某某于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参照上述规定，其提起本案诉讼时亦未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后行使撤销权的最长时间，故迟某某可就涉案保险合同行使撤销权。

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确立了两条原则，即通常理解的文义解释原则和不利解释原则。具体而言：《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但，对保险合同文件记载内容不一致之处，应如何认定处理，《保险法》未作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主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确立的投保单优先于保险单、非格式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形成在后的保险凭证优先于形成在先的保险凭证、保险凭证手写内容优先于打印内容的规则进行认定。

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规定之外的其他情形，应如何认定，法院通常参照合同条款解释的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文义解释、交易习惯和诚信原则等方法进行处理。前述解释的法律依据来源于《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即“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当然，在《民法典》实施前的《民法总则》、《合同法》也有类似规定。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除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同的前述解释方法外，随着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1月19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2021〕21号）（以下简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意见》），法院在民商事案件中越来越多的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阐述裁判依据和理由的依据。

前述案件解释依据即来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意见》第六条规定的，“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除了可以适用习惯以外，法官还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如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法官应当根据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等作出司法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述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

具体到本案，上海金融法院在审理胡某某等与某保险公司等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时，明确将平等、公正和诚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并综合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等方法，对保险合同的真实缔约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法院在被保险人记载有误的情况下，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角度，探究了被保险人记载错误情况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就本案法院援引的平等、公正和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由于其本身已被吸收进《民法典》，并成为民法基本原则。比如，《民法典》第四条确立了平等原则，第六条确立了公平原则，第七条确立了诚信原则。因此前述基本民法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如何统筹、协调和适用，并使其成为法律裁判依据和理由，在司法实践中，值得进一步观察。

就保险行业而言，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业的基本原则和生命线，理应获得保险人的一致遵循和认可，以维护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

河北产联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某服务公司（乙方）签订《代缴保险协议》，协议时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若双方无异议则协议自动顺延。某服务公司仅为甲方负责协助办理人员投缴商业保险、代办投保人员理赔相关事宜。

某服务公司提供了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数据，该期间均由某服务公司向某保险公司发送投保人员名单信息，李某国均在人员名单中，其中，仅2019年1月将其列为林远公司雇员，其余月份均列为某公司雇员。

涉案《保险承保明细》载明，投保人为某服务公司，保险期间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保障责任包括：1.死亡、伤残赔偿（包含工伤范畴猝死），死亡赔偿80万元/人等。该承保明细后附雇主责任险增员缴费申报表，表中包括李某国，被保险人为“林远物流”，岗位流水线工人。

2019年1月23日，李某国被于红君轧倒死亡。日照市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岚人社工认字[2020]00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属于工伤范围，该决定书载明李某国的用人单位为某公司，事故地点为日照钢铁厂院内，工作岗位为清扫工。

本案原告胡某某系李某国妻子，原告李某1、李某2系李某国之女。日照市岚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日作出岚劳人仲案字[2019]第192号仲裁裁决书，确认李某国与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涉案投保单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某服务公司，被保险人所聘用员工人数168，939，其中，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80万元。……1-4类人员保险费22元/人/月。

一审法院审理中，某保险公司公司表示，对胡某某、李某1、李某2负有给付工伤待遇责任的主体是某公司。胡某某、李某1、李某2、某公司均表示，某公司有赔付胡某某、李某1、李某2工伤待遇的责任。

2019年6月26日，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103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一、在交强险限额内，人保日照分公司赔偿胡某某、李某1、李某2死亡赔偿金110,000元；二、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人保日照分公司赔偿胡某某、李某1、李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合计574，105.60元；三、驳回胡某某、李某1、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已生效。

根据某服务公司提供的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相关数据，2018年12月黄颂、李某国、丁明召、丁明奎等人均列为某公司雇员。2019年1月，黄颂、李某国等人列为“林远物流”雇员，丁明召、丁明奎等人列为阿尔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雇员。2019年2月、3月、4月，黄颂、李某国、丁明召、丁明奎等人均列为某公司雇员。

二审中，某公司表示，同意将涉案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胡某某、李某1、李某2，其就本案不再向某保险公司主张相关保险金。

首先，涉案雇主责任险系某保险公司推出的标准化保险产品，某公司作为雇主符合其投保条件。其次，某保险公司明知且允许某服务公司通过自身或案外人介绍而代理多家雇主统一化、批量化投保。最后，某服务公司并非雇主，却以投保人身份进行了投保。根据涉案投保单，某服务公司为被保险人；另根据涉案《保险承保明细》，某服务公司却又仅为投保人。保险公司对此亦明知且允许。此外，某保险公司并不留存涉案雇主责任险雇员缴费申请表，因为只要符合投保条件的雇主，均不影响某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和赔付风险的评估。故基于涉案雇主责任险产品及投保模式的特殊性，不宜仅就2019年1月雇主责任险增员缴费申请表中的记载情况来判断被保险人，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被保险人。

本案中，结合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雇主责任险增员缴费申请表所记载的被保险雇员、被保险人，某公司实际支付了上述时间内的保费等情况，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进行认定，2019年1月涉案雇主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应为某公司。

某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对上述投保模式可能导致的误载情况未予以合理的重视，负有过错，有违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某公司是合规投保且支付了相应保费，而某保险公司实际收取了保费却拒绝支付保险金，使得保险合同的对价不平衡，有违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司法实践中，对前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能否直接作为认定后案的事实，当事人屡屡产生争议。

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九十三条第1款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将“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明确为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范畴。当然，在第2款但书规定，若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并能达到足以推翻已为前诉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基于上述证据作出不同的事实认定。

在涉保险合同纠纷中，由于保险合同关系和其承保风险牵涉的基础法律关系系不同法律关系，且当事人往往也有不相同。因此，在保险合同纠纷中，往往会出现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前案（基础法律关系）认定的事实能否作为后案事实予以认定，产生较多的分歧和争议。

本案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前案基础法律关系（侵权责任纠纷）中认定的损失能否作为判定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下保险事故损失的依据，产生争议。当然，法庭最后并未简单将前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侵权损失作为判定后案保险合同下损失的依据，而是根据《保险法》进行了独立的认定。

通常而言，后案主体不能单纯以其未参与前诉裁判、亦未对相关证据质证为由，而主张前诉判决不对其生效力。典型案例如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等诉李勇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2013）徐商终字第0458号】，前述判决明确单纯以未参与该案庭审，对相关证据也未质证为由，并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所确认的金额。

特别是，后案当事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过前案诉讼，并在前案中未能及时提出异议、未对前案上诉等的，当事人在后案中再次提出前诉裁判认定事实对后案不生效力的，一般亦不能为法院所支持。典型案例可以参见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上海安吉日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2014）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95号】的审理思路。

当然，如果前案裁判中存在所认定之生效事实未经过双方当事人充分质证辩论、反驳作出确认，未将生效事实的争议焦点经过充分的程序对抗与实质审查等因素，则法庭更容易接受，前案裁判认定生效事实不能直接约束后案当事人。

比如，如果前案裁判中所认定事实是由缺席判决（正如本文典型案例）、或是由于前案中当事人的自认（典型案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王林辉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2）浙10民终2674号】）作出，当事人并未对案件事实进行充分辩论，从保护后案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后案当事人有机会通过提供达到足以推翻已为前诉生效判决所确认事实的证据，否定前案判决认定事实对于后案的约束力。

2016年11月10日，王某龙就被保险车辆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双方达成《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车汽车损失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合同），保险期间为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2月6日。保险合同第十八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序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第二十四条约定：因保险事故损坏的被保险机动车，应当尽量修复。修理前被保险人应当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否则，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无法重新核定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

2017年4月16日，案外人周某国驾驶的小型客车与被保险车辆发生碰撞，造成被保险车辆受损，交警部门认定周某国负事故全部责任。因周某国的事故车辆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公司）投保交强险，王某龙遂起诉要求周某国和平安财保公司赔偿损失。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某龙提供了其单方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用以证明被保险车辆的损失金额。周某国申请对车损重新进行鉴定，但未缴纳鉴定费，并缺席案件审理，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闵行法院）根据王某龙单方委托评估结论认定车损金额为322,333元，并据此作出（2017）沪0112民初2359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前案），判令平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2,000元，周某国赔偿320,333元。判决生效后，平安财保履行了赔付义务，周某国无财产可供执行，闵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王某龙遂提起本案诉讼。人寿财保公司答辩认为，被保险人对侵权人的侵权赔偿请求权与对保险人的保险赔付请求权存在竞合，王某龙提起侵权之诉获胜，则其保险请求权归于消灭，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判决人寿财保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将使王某龙双重获赔。且王某龙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通知人寿财保公司，致使人寿财保公司未能对被保险车辆损失进行核定，其有权依保险合同约定申请重新鉴定。

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王某龙应及时向人寿财保公司报案，会同人寿财保公司检验，协商确定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否则人寿财保公司有权重新核定，未能重新核定的，人寿财保公司可免于赔偿，上述约定合法有效。侵权案件中的车损金额系王某龙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评估而来，作为王某龙向侵权人索赔的依据，在侵权人未提出相反证据，且因缺席审理而未发表反驳意见的情况下，法院依据王某龙单方委托鉴定的车损金额判定侵权赔偿的范围，于法有据。但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王某龙系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理赔，则应当遵守保险合同关于保险报案与损失核定的相关约定，保障人寿财保公司的知情权和定损参与权。本案中，王某龙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向人寿财保公司报案，而是待侵权案件生效后依据生效判决所认定的车损金额向人寿财保申请理赔，违反了保险合同的约定，有违诚实信用，损害了人寿财保公司在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致使其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对标的车辆进行定损。王某龙在侵权案件中主张的车损金额对人寿财保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人寿财保公司有权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申请重新核定被保险车辆的损失。重新鉴定的费用作为查明和确定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合理的费用，应由人寿财保公司承担。

对第三者引起的保险标的损害，保险人有权向其进行代位求偿。具体而言：《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除《保险法》对保险人代位追偿权及其限制有明文规定外，司法实践中，法院相当重视保险人保险代位追偿权的保护。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中，其对保险人可以选择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侵权或违约等请求权、保险代位追偿诉讼时效、损害保险人代位追偿权的法律后果、保险代位追偿权管辖等重要法律问题均有详尽规定。

但是，在交强险中，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情形受到明显限制。具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了三种可以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情形，分别是：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增加了“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情形。

事实上，尽管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了保险人在交强险下可以行使代位追偿权的法定情形，作为侧重强制性和公益性的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权益的法定制度安排，法院对上述情形的适用在解释上也有极其严格的要求。

比如，在本案引发争议的驾驶人自身存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不具备驾驶资格的法定情形下，保险人能否以其构成“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向其进行代位追偿，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观点呈现明显差异。

一审法院援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不得驾驶机动车”，认为由于驾驶人所患疾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其身体条件已不具备驾驶资格、机动车驾驶证应予注销。根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而驾驶机动车，保险人得以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行使追偿权。

二审法院则认为，交强险下追偿权的行使应遵循法律本身的规定、不宜扩张解释，“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不得驾驶机动车”并不等同于“未取得驾驶资格”，最终驳回了保险公司的请求。

笔者认为，就“不得驾驶机动车”情形而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三种情形，其中，除“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外，还包括“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两种情形。

显而易见，前述“饮酒”情形（注：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mg/100ml）在程度上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的交强险保险人可代位求偿权的情形“醉酒”（注：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并不相同。同样的，“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更有天壤之别。

据此，如果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三类情形简单等同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可以代位追偿情形，则无异于为交强险的追偿大开方便之门，本身有违交强险的公益性和社会性保险制度安排目的。因此，笔者理解，从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角度，二审法院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行了严格限缩解释，未对其进行合理扩张，也有其社会价值选择和考量。

张某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系2007年4月18日，其自述于2014年春节期间因放鞭炮炸伤左眼并拆除眼球，造成左眼失明。

2016年11月10日，张某在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交强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

2017年7月，张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造成他人受伤、死亡。后北京市某交通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1、张某左眼失明仍驾驶机动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规定；2、张某驾驶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交通事故成因及责任：张某左眼失明仍驾驶机动车以及未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张某承担全部责任。

2018年1月，交通事故被害人的继承人就民事赔偿问题提起诉讼，要求张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偿被害人医疗费等损失。后法院作出判决：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被害人继承人共计12万元。上述判决生效后，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额支付赔偿款，随后提起本案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诉讼。

损失填补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但是，在财产保险索赔实践中，在车险、意健险、货运险、人身保险等领域出现了通过代理或买断等方式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职业保险索赔人”。

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验风云》披露，其各级检察院处理了大量“人伤黄牛”保险诈骗犯罪，“自2012年起，针对交通事故伤者，出现了以代理或买断协议等方式帮助伤者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人伤黄牛’。为了获得比实际损失更高的赔偿，通过与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勾结，出具高于实际伤势的鉴定报告，并通过诉讼或调解等方式骗得保险公司的赔偿，涉案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尤为恶劣”（“后P2P时代”金融犯罪发案趋势，逄政、俞琳《检察风云》，https://www.sh.jcy.gov.cn/jcfy/rdzt/78394.jhtml）。

除刑事手段的规制外，针对保险领域“职业保险索赔人”通过受让保险理赔权利变相套取保险利益的新情况，各级法院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系列金融消费提示、司法意见或者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规范。

比如，2019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发布《关于保险纠纷案件中的十个实体问题的意见》，明确：“涉及高价定损、低价维修问题。对于此类行为应否支持，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观点认为低价维修是被保险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但也有观点认为，按照保险损失补偿原则，应当以实际维修费用认定赔偿额。我们倾向认为，在低价维修事实查明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后一观点裁判”。

又如，2020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其官方公众号发布“事故车‘低修高赔’套路深，法院怎么判？”一文，明确，“以修复费用理赔更契合损失填补原则。同一配件可分为多个种类，市场价格悬殊。如果使用副厂件维修，则修复费用可能远低于车辆减损的价值，两者之间存在着套利的空间。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应‘尽量修复’，原告应在维修前通知被告，协商确定修理项目，通过审验外包装和配件品质来确定修复费用更符合保险法的要求”。

具体到本案而言，其典型意义在于，本案原告系通过受让被保险人保险索赔权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这种方式和《检察风云》披露的“以代理或买断协议等方式帮助伤者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人伤黄牛’”索赔模式高度一致。因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尽管原告提供了由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损失作出的评估报告，但是，二审法院仍以事故财产未被实际修理，根据损失填补原则，不能以司法鉴定机构损失评估结论作为认定保险人支付赔偿金的依据。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对“职业保险索赔人”以外的正常保险索赔案件，法院并未对被保险人的索赔权施加严格限制，并未要求其必须进行实际修复。

比如，在没有职业保险索赔人介入的情况下，如果保险损失经过第三方机构依法鉴定、评估，且程序合法，很多法院并不过分坚持被保险人索赔的损失必须以财产被实际维修为前提。比如，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连云港中院）审理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连云港分公司）、刘士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尽管人保连云港分公司主张，“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高价定损、低价维修问题的审判理念，应当按照实际维修费用认定赔偿数额”。但是，连云港中院认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高价定损、低价维修问题的观点，系针对定损数额和实际维修的数额存在较大差异情况下处理思路。但案涉车辆在起诉时尚未实际修理，并无证据证明存在高价定损、低价维修的情况，故该观点并不适用于本案”。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法院在本案中适用损失填补原则，以索赔人对保险标的进行实际修复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对遏制“职业保险索赔人”通过代理或买断等方式，损害保险合同各方利益，进行保险索赔的牟利行为有非常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是，该观点不应该被扩大或者泛化处理，即不应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对其受损财产提出保险索赔，必须以实际修复为前提条件。

一审法院查明：案外人王挺锋为涉案车辆浙K×××××号小型轿车的行驶证登记车主。2017年6月19日，案外人王挺锋在阳光财保缙云公司营业场所为涉案车辆投保了商业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341,600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率险。保险期间自2017年6月29日0时起至2018年6月28日24时止。2017年9月l7日，案外人胡蓉驾驶浙K×××××号小型轿车沿缙云县壶镇镇安居西路自东往西行驶，当日11时20分许，其行经缙云县壶镇镇安居西路与中山街交叉路口时，与沿中山街自北往南行驶的王挺锋驾驶的浙K×××××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后又与摆放在西路口外的压板机发生碰撞，造成胡蓉等七人受伤和两车损坏及压板机损坏的交通事故。后经交警部门认定：胡蓉承担主要责任；王挺锋承担次要责任。

2017年9月30日，原告和案外人王挺锋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浙K×××××号小型轿车的案涉事故理赔权利转让给原告。在审理中，原告提出对涉案车辆损失进行评估申请。经一审法院委托，诸暨宇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3日作出诸宇信价评（法）2018第803号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确认涉案车辆在鉴定评估基准日的维修费用价格为262,553元，原告为此支出评估费用15,800元。

二审法院另查明：案涉浙K×××××号车辆并未进行修理。

因阳光财保丽水公司与阳光财保缙云公司属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中心支公司，两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被告阳光财保丽水公司在案涉保险合同加盖车险专用章，据此，阳光财保丽水公司与阳光财保缙云公司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选择阳光财保丽水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抗辩，不予采纳。

案外人王挺锋作为被保险人，将其对被告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原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单凭原告提供的EMS特快专递单虽无法证实原告已按保险单载明的公司地址履行通知义务，但原告已将债权转让协议书作为证据副本提交法院并送到被告。据此可以认定原告已完成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该债权转让行为对被告发生效力，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虽对债权转让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不予采信。

王挺锋在被告处投保的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为341,600元，涉案车辆经鉴定车损为262,553元，未超过保险金额范围，被告应全部赔付。原告为鉴定涉案车损所花费的评估费15,800元，系双方对损失数额有争议时为确定涉案车辆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理应由被告承担。由于车辆损失已经实际产生，被投保车辆是否进行维修不影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被告提出车辆未实际修理，不应主张理赔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判决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支付盛梦婷车辆损失262,553元、评估费15,800元，合计278,353元。

保险合同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诺成合同。《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根据保险业习惯，投保人的保险要求通常记载在投保单上。如果保险人同意投保单记载内容，会据此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类似保险凭证；如果保险人需要对投保人的保险要求进行修改，则通常会将此意思反馈给投保人，在获得投保人同意后，再签发保险单或保险凭证。

当然，法律上，前述投保承保流程的法律后果不同。

如果保险人径直同意投保人保险要求的，则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为要约，保险人同意为承诺，相应合同自承诺生效时成立。相应的意思表示的载体分别为投保单和保险单（或保险凭证）。

如果保险人需要对投保人保险要求进行修改的，则投保人提出的保险请求为要约邀请，保险人调整、修改、删减后的保险合同内容为要约，投保人同意前述调整、修改、删减后的保险合同内容为承诺，相应合同自投保人承诺生效时成立。

事实上，在更为复杂的商业保险合同安排中，投保人、保险人，甚至与保险业务有关的保险中介机构、第三方合作的科技公司等等，都会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参与保险合同磋商、订立工作。因此，在复杂的商业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如何认定当事人就保险合同内容达成意思表示，常常成为极富有争议的问题。

尽管综合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其他保险凭证、订立保险合同中形成的函件、邮件或往来信息等综合判断保险合同内容，更能反映当事人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

但是，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前述判断过程形成了更为直接、简单判断规则。具体而言，法院通常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确立的保险合同内容解释原则认定保险合同内容，包括：当投保单与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时，以投保单为准，除非该不一致情形已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当非格式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时，以非格式条款为准；对于保险凭证而言，当记载时间不同时、以形成时间在后的为准，在存在手写和打印两种方式时、以双方签字、盖章的手写部分的内容为准。

其中，保险人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正如前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有关投保单与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时的认定规则。尽管保险人通过保险单对投保人的保险要求进行了修改或调整，但是，如果保险人无法证明该修改或调整获得投保人明确同意，法院仍然会根据投保单记载的保险要求认定保险合同内容。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案例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23）京03民终5095号判决、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21）鲁04民再38号判决等。

当然，个别案例中，如果保险人能充分举证证明，投保人与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内容不一致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法院也会接受保险单记载的保险要求。相关案例如，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冀0602民申5号裁定书等。

2018年3月30日，原告惠骏物流向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投保平安物流责任保险，原告为被保险人，保险期限自2018年3月31日起至2019年3月30日止。《平安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经营物流业务过程中，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物流货物本身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二）运输工具发生碰撞、出轨、倾覆……”《保险单》特别约定部分第25、26条载明：“本保单仅承保以下列明车牌号的承运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的保险责任：如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需要更换承运车辆，需提前1个工作日将承运车辆车牌号通过邮件向保险人进行申报，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车辆牌照：沪BK4049；沪BK4149；沪EG9626；沪EG1835；沪EK5116；沪EK5135；沪ET2383；沪EK1396。”《平安物流责任保险投保单》的“特别约定”部分载明“按协议规定”，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部分载明：“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平安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内容及本投保申请书中的各项注意、说明及投保须知，并特别就该条款中有关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接受上述内容，同意投保本保险。”原告在该投保单上盖章。

2018年6月8日，车辆号牌为冀JU9550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货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惠骏物流承运的货物受损，经江苏省连云港市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认定，事故车辆驾驶员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向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报案后，被告于同年6月21日委派公估人员进行查勘，确认受损货物数量，并于同年9月17日，以事故车辆未曾向被告进行申报，保险责任不成立为由，向原告出具《拒赔通知书》。原告于同年11月24日委托案外人仁祥保险公估（北京）有限公司对上述货物损失进行评估，该公司对货物定损金额为1,951,533.68元，协商赔付金额为1,828,444.32元，原告为此支付公估费4,500元。审理中，原告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确认货物损失金额为1,828,444.20元（未扣除货物残值）。案外人全球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出具赔款证明，证明上述货物损失的协商赔付金额已分12期从原告运费中扣除，且已扣除完毕。

另查明，在原、被告双方缔约磋商过程中，原告惠骏物流曾于2018年3月22日通过微信向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员工（现已离职）发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该员工提示原告上述险种为货物运输险。同年3月29日、3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邮件，包括附件《平安物流责任保险投保单》，邮件载明：“承保条件与之前中保一致。烦请吴总审阅。另还需提供材料：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2.上海惠骏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名下车辆清单（车牌号即可）加盖公章。”后原告将上述材料加盖公章后交付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其中《平安物流责任保险投保单》的“运输车辆”栏载明车辆类型为“普货”，数量为“8”，《自有货运车辆清单》中8个车牌号同上述案涉保险单特别约定部分载明的车牌信息一致。原告在收到保险单后，曾向被告了解退保流程，但未提出退保申请。

原告惠骏物流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其支付相应保险金及利息损失。

例如，在缔约过程中，被告前员工在收到原告发送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后即提示原告该险种为货物运输险，而原告正式向被告投保的是物流责任险，二者险种并不一致，原告在经被告提示及收到投保单后并未提出异议。因此，本案中，案涉投保单应理解为最后作出的要约，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同意承保，保险合同即依法成立并生效。本案中，案涉投保单中载明运输普货车辆的数量为“8”，《自有货运车辆清单》亦载明了惠骏物流名下8部车辆的牌照号，上述文件均经原告盖章确认后向被告提交，在该投保单的“特别约定”部分，载明“按协议规定”，且原告在“投保人声明”部分盖章确认，被告已向原告详细介绍了该投保申请书中的各项注意、说明及投保须知，原告接受上述内容并同意投保。因此，原告作出的上述意思表示真实，构成原告向被告作出的要约，被告亦未反对承保，故本案保险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

根据该保险单的特别约定第25、26条的内容，被告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承保的保险责任以该约定中的8辆承运车辆为限，该些车辆的车牌信息与原告惠骏物流提交的《自有货运车辆清单》一致，车辆数量亦与该清单及投保单载明的承运车辆数量一致，因此，本案并不存在投保单与保险单不一致的情形，原告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无事实依据。

上述保险单同时约定，如惠骏物流在保险期限内需要更换承运车辆，需提前1个工作日将承运车辆车牌号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进行申报，否则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对上述特别约定第25、26条，应理解为保险人明确保险责任所作出的特别约定，并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事故车辆既非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所承保，惠骏物流亦未按特别约定要求予以提前申报，因此，保险公司拒赔符合合同约定，其相关辩称意见予以采纳。

重复保险，《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其“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对重复保险中，各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保险法》也进行了规范。具体而言：《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基于上述规定，面对被保险人在重复保险项下提出的保险索赔，保险人通常会据此主张其仅按照其保险金额占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形成支持保险人前述主张的相当共识。

具体而言：在涉及重复保险索赔案件中，无论是被保险人要求部分重复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典型案例有：（2018）豫13民终5361号、（2017）桂13民终661号、（2016）赣09民终424号等，还是，被保险人同时要求多个重复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典型案例有：（2017）苏07民终3100号、（2020）闽08民终922号、（2020）鲁02民终8201号等，法院均一致支持各重复保险人仅得按其比例对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特别是，针对极端的被保险人要求某个重复保险人就其他重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或者，在某一重复保险人已承担其比例责任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要求其全额赔偿的，法院也未予支持，典型案例有：（2018）沪01民终6399号、（2017）苏11民终3142号等。

本典型案例特殊之处在于：该重复保险人未根据《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相反，其主动向被保险人进行全额赔付，其后，再要求其他重复保险人按其本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分摊。

尽管本案法院通过债权转让原理、损失补偿原则，并参照海上重复保险分摊规则思路，认定该重复保险人有权就全额赔付中应由其他重复保险人分摊的损失行使分摊请求权。

但是，本案法院肯定重复保险人有权就超出其分摊比例的损失要求其他重复保险人分摊的做法，是否会导致法院进一步认定被保险人有权就其损失要求任意重复保险人进行全额分摊，进而对各级法院适用《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限制被保险人向某一重复保险人全额分摊的司法实践共识发生重大调整，尚需要进一步观察。

2017年1月11日，中化公司与深赤湾港务公司、深赤湾码头公司签订《港口代理协议》，约定2017、2018年度期间，深赤湾港务公司、深赤湾码头公司为中化公司提供储存保管等代理服务。

2018年3月19日，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根据中化公司的投保，出具财产一切险保单（以下简称035保单）。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中化公司等；保险标的为化肥；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4,766,484,670.95元；保险价值以出险时的市场价值确定。

2018年5月，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中标深赤湾港务公司、深赤湾码头公司的保险项目，随后出具港口财产一切险保单（以下简称23M保单），被保险人为“深赤湾港务公司/深赤湾码头公司及其他相关利益公司”，同时扩展存货的货主为共同被保险人；保险标的包括存货（包括被保险人所有的存货和处于被保险人作业/照管之下的第三者所有的货物）等；存货的保险金额为2,469,750,000元；台风造成的被保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5万元或损失金额的20%，两者以高者为准。保险合同同时约定，“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2018年9月16日，中化公司堆存在码头的各种化肥共计308,333.68吨，当日，“山竹”台风登陆，潮水倒灌入港内，港口及货场严重积水。导致案涉部分化肥遭受水浸。

事故发生后，中化公司向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报险并索赔57,884,179.24元。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委托信诚公估公司进行现场查勘、定损，最终核定事故损失为43,427,337.88元，理算金额为43,203,058.34元。

2019年12月2日，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向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发出商函，载明中化公司系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承保的23M保险合同项下的共同被保险人，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拟全额向中化公司赔付4,320万元，然后由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向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支付50%保险赔偿金2,160万元。如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拟直接赔付中化公司，可以于收到函件后三天内通知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

2019年12月10日，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向中化公司支付案涉保险赔偿金4,320万元。

2020年1月20日，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向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再次发出商函，要求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向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支付50%保险赔偿金2,160万元。

其后，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向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支付2,160万元重复保险分摊款及其利息。

首先，保险法第五十六条是对各保险人内部责任比例认定标准的规定，体现各保险人内部责任的最终分配，未禁止保险人实际赔付时支付超过其责任比例的保险金。保险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保险人已支付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额的，取得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虽然该债权在保险人赔付后因清偿而归于消灭，但法律拟制债权继续存在，为已赔付保险人取得，其有权向未赔付保险人主张。

其次，重复保险产生于海上保险，海上保险和一般财产保险在重复保险的理论基础、利益平衡、责任比例等方面具有共性，存在统一规则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重复保险下已赔付保险人享有向未赔付保险人追偿的权利，虽然该法同时赋予被保险人向任何保险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而保险法未作此规定，但对各保险人而言，其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为债务人的外部关系，法律对外部关系所作规定不影响其内部责任认定，故海上保险关于已赔付保险人追偿权的规定可作为一般保险中已赔付保险人重复保险分摊请求权正当性的依据。

最后，重复保险是保险损失补偿制度的派生制度，其立法目的除了准许被保险人从多份保险合同中获得保险保障又不因此而就同一损失重复受偿外，还包括平衡各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督促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等。已赔付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超额赔付，解除了其他保险人所对应的赔偿责任，确认其享有分摊请求权体现了利益平衡原则和对保险人积极赔付行为的肯定，有利于简化被保险人索赔程序，减少索赔成本，更好发挥保险分散风险、增强保障的制度价值，有利于鼓励保险人积极参与理赔并提供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保险服务，推动保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诚信友善社会环境。

《港口代理协议》虽然规定货主负责为存货购买保险，但未禁止深赤湾港务公司、深赤湾码头公司以货主为被保险人对存货投保。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为保险公司，应当知晓仓储保管的不同环节存在不同风险，分属保管方、货主等不同主体，其在保险单中将货主列为被保险人，是对向货主履行保险赔偿责任所做承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以违反《港口代理协议》约定为由拒绝履行保险赔偿义务，与自身承诺不符。案涉保险事故发生后，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致函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告知保险事故发生情况和赔付计划，但直至二审诉讼期间，B保险公司东莞分公司一直未向中化公司进行保险赔付，属于未按保险合同约定履行赔偿责任的情形。

案涉两份保险合同均约定重复保险下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该保险合同相应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与保险法规定的责任比例相同，且案涉两份保险合同关于中化公司堆存在麻涌港区的化肥的保险价值计算方式相同。二审法院认为，根据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提交的信诚公估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部分比复（注：袋装化肥）在035保险合同未足额投保，依据该报告采用的理算金额计算方式，结合投保比例计算方式、免赔额、残值等情况，中化公司堆存在麻涌港区的化肥在035保险合同中的投保比例为99.48%（43,203,058.34÷43,427,337.88×100%＝99.48%）。据此，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在重复保险下的赔偿责任比例为49.87%[99.48÷(99.48+100)×100%＝49.87%]。一审法院认为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应当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与中化公司堆存在麻涌港区的化肥在035保险合同中未足额投保的事实不符，予以纠正。

信诚公估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载明案涉事故理算金额为43,203,058.34元，经中化公司与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协商，赔付金额取整为43,200,000元，A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实际向中化公司支付43,200,000元，超过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属于超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本案中，虽然两份保险合同均约定保险人不垫付应由其他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但均未约定保险人赔付的前提和超额赔付的后果，不属于“无分摊条款”“按比例受偿条款”，不构成对已赔付保险人分摊请求权的阻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