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黑产”花费巨资从非法渠道购买、窃取保险消费者的保单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消费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地址、所购买的保险产品名称、累计所交保费金额等。为了获取消费者更为详尽的信息，有些“黑产”甚至不惜派人主动入职各家保险公司，或以贿赂手段腐蚀保险公司内部具备信息查询权限的工作人员，从而窃取消费者投保信息。信息获取后，“黑产”会根据不同地域，派发给当地的“黑产”分支机构使用，还会根据消费者投保的险种、交费情况等进行筛选，优先挑选价值高的消费者下手。

第二步，“黑产”冒充寿险公司或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身份，以保单回访、检视、送礼品或其他售后服务等为由致电消费者，争取上门拜访的机会，或者直接根据地址上门拜访。上门后，“黑产”以公司免费升级保险产品、新老产品置换等欺骗话术诱导消费者先退保，而后购买新的寿险产品；或在消费者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办理原保单退费类项目，如在线办理保单贷款、减低保险金额等，其最终目的即用已购保单退费的资金购买新的寿险保单。消费者误认为是保险产品A升级为B，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把A保险的钱拿出来买了B保险。更有甚者“，黑产”会承诺消费者，让其先购买新寿险保单，购买后6个月内再为消费者办理原保单的全额退保，实际就是挑唆消费者6个月后向监管部门投诉，迫使保险公司全额退回保费。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黑产”作案人并非正规保险代理人，多为保险行业脱落人员或其他社会无业人员。其以上述方式“撬单”后，需寻找在职保险代理人出“新单”，以便套现获利。

第三步，部分“黑产”主动入职各家寿险公司任保险代理人，入职后所获工号供“黑产”团队“挂单”使用，或在各家寿险公司中寻找那些正为业绩发愁，愿意合作的代理人团队。在“黑产”上门完成“撬单”后，“黑产”借助网络投保的便利条件，使用事先拿到的在职代理人的业务账号及密码，在线登录保险公司销售系统，将“撬单”后促成的新保单登记在在职代理人名下，俗称“挂单”。随后保险公司基于新承保保单向代理人支付佣金、津贴等，向其主管支付管理费用。被挂单的代理人及知晓并安排挂单的主管在收取少量报酬后，将大部分利益转给“黑产”。

通过以上欺骗方式销售的保单，不用多久，消费者就会发现自己受骗上当，进而向保险公司投诉。例如，消费者以为原保单已升级或转换，当接到保险公司催缴原保单保费时，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或者投保时“黑产”承诺新保单承保6个月后为消费者退保原保单（但实际上“黑产”根本没有这个权限），6个月后原保单迟迟未退，消费者联系“黑产”时，“黑产”教唆消费者向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投诉，利用各种手段迫使保险公司就范，同意全额退还所交保费。

在“黑产”的挑唆或鼓动下，一些消费者会配合“黑产”，向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施压，以达到原保单全额退保的目的。而更多的消费者在发现陷入“黑产”骗局后，由于不清楚“黑产”实际并非保险公司人员，因此会迁怒于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完全丧失信任。与此同时，消费者会向保险公司提出全额退保所有新旧保单的要求（此情况主要发生在新、旧保单出自同一家保险公司的情况）。鉴于“黑产”销售的新保单往往存在较多的违规事项，如销售误导（虚构不存在的保险责任、诱使贷款、减保买新单等）、异地销售（即超越地域范围经营保险业务，因消费者新购买的保单是“黑产”利用网络通过在职代理人业务账号完成，故该代理人并非必然与消费者属于同一地域，例如投保人常住上海，但承保的保单招揽代理人为广州某寿险公司），以上种种均是严重违反监管规定的销售行为。对于这类消费者投诉，无论是其本人投诉，还是代理退保中介代为投诉，自知理亏的保险公司必然会“妥善”处理，满足消费者诉求。如此，保险公司在向代理人支付高额佣金后，又退还新保单甚至是旧保单的全额保费，经济损失巨大，而“黑产”则赚得盆满钵满。

如上所述，“黑产”对保险行业经营环境已造成极大的破坏，其负面效应就是保险生态恶化，其中一些行为甚至已涉嫌违法犯罪，如继续任由其发展，必将动摇保险行业经营的根基。笔者认为，有必要分析“黑产”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提出应对措施。以下，笔者先从“黑产”产生的原因展开论述。

从“黑产”的作案手段中我们不难看出、“黑产”不仅对保险产品十分精通，能说服消费者“撤旧投新”，而且对保险行业的规则、人脉也十分熟悉，故其有渠道可以买卖、窃取投保人信息，或轻易地找到合作挂单的代理人团队。根据相关调查，“黑产”主力大部分为保险行业的脱落人员。那么，大量的脱落人员是怎么形成的，在此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分析。

业内周知，寿险的销售渠道主要由个险渠道、银保渠道、电销渠道、网销渠道四个部分组成。个险渠道，即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作为保险代理人接受保险公司委托，代为办理保险业务。银保渠道，指保险公司与银行合作，通过银行渠道销售保险产品。电销、网销渠道则分别由保险公司通过电话平台和网络平台进行销售。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2019年度寿险电话营销行业发展形势分析报告》、2019年，我国寿险电销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首先，多家保险公司陆续退出寿险电销市场，经营寿险电销业务的保险公司从2014年的33家锐减至2019年的22家。随之而来的是电销人力脱落严重，截至2019年底，寿险电销行业总销售人员6.7万人，较2018年底减少1.3万人。同时，电销市场规模保费自2018年开始出现下滑，2019年实现规模保费175.5亿元，较2018年同比下滑18.8%。

在2018年至2019年这个时间段内，由于销售人力脱落、业绩不佳，保险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行业脱落人员，其中，大多是寿险电销渠道的原销售人员（以下简称“电销坐席”）。电销坐席本身具备十分娴熟的保险销售技能，且对行业规则、产品特性十分了解。离职后，一部分电销坐席涌入个险渠道，入职为保险代理人；另一部分电销坐席未直接进入个险渠道，而是慢慢成为部分保险代理人的“影子部队”，帮助那些销售能力不佳的代理人上门销售保单。久而久之，一些人嗅到了商机，意识到原来不用入职保险公司也能“销售”保单，并从中获利。于是，这些人专门为在职保险代理人“跑单”，代替其做销售工作，而与其对接的保险代理人则成了一个仅提供工号用以挂单的摆设而已。

当然，“影子部队”并非全部系电销渠道脱落人力，在个险渠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多年来，个险渠道难以摆脱人力“大起大落”“快进快出”的问题，脱落人员也有部分慢慢成为“黑产”的一份子。

另一方面，寿险新人奖励制度大大刺激了挂单现象的形成。寿险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即增员（招募新的保险代理人）与获客（招揽新的寿险客户）。保险代理人进入保险行业后，都想要做大做强，增员与获客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因为只有不断增员，才能走上团队发展的道路；只有不断获客，才能有业绩，收入才能有保障，代理人才能留存，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但这两项又恰恰是从事保险业者最难突破的瓶颈，社会公众对保险代理人认可度普遍较低，对保险行业固有印象不佳等原因，阻碍了优秀人才加入保险行业，尤其是愿意从事一线保险销售工作的更少。在如今人口大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刚入行的保险代理人（以下简称“新人”）大多非本地户籍，在本地没有较深的根基和人脉资源，对于保险销售这项人脉资源依赖度极高的特殊工作来说，新人在入行初的一段时间是最难坚持的。

需求不是创新的本源，痛点才是。只有立足新人痛点的创新，才有真正的价值。考虑到新人刚踏入保险行业，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为了减轻新人压力，提高新人的留存率，激励其挖掘自身潜能，各大寿险公司均相继推出针对新人专享的业绩激励政策，通过补贴新人额外津贴的方式，激励新人进行销售的创新。简言之，同样向消费者销售一张保单，除了与普通代理人一样获取保单正常佣金外，新人还能从保险公司获得一笔额外的津贴。这一措施虽然对新人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但也导致了新人与其他普通代理人之间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埋下了新的隐患。

新人奖励规则普及后，很快就被一些精明的代理人所利用。保险公司原来有主管带新人的传统，主管带新人去客户处签单，新人只是从旁听讲、学习，促成新单后还是登记在主管名下。但有了新人奖励制度后，主管就更愿意将保单挂在新人名下，原因在于，同样的保单除正常佣金外，还能多获得一笔新人津贴，且主管也可以因招募的新人出单获取相应的主管津贴。如此一来，同一张保单放在新人名下可以实现销售人员及团队利益最大化。因此，这种方法慢慢变成了潜规则。

进一步细加分析，笔者发现，其实新人通常是被挂单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一举多得，新人解决了开单难的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被主管挂单，可以从主管那里得到一部分奖励；主管则同样是一份活拿了两份收入，一份是新人津贴，另一份是主管津贴，而且其名下新人出单，也不用担心之后新人因业绩不达标被保险公司清退，继续坐稳其主管的位置。既然挂单方式能够多方受益，自然很快被复制、传播，甚至得到“优化”“升级”。原来是主管带着新人，促成新保单后挂单给新人，之后逐步变成新人也不用带了，主管销售完直接挂单给新人。再往后，连实实在在的新“人”都不再需要了，因为对于挂单而言，就只需要一个新人工号而已，主管只需找人来保险公司开个新人工号，业绩挂在这个工号上即可。

近年来，各种原因导致寿险业消费者投诉持续处于高位，持续的投诉压力自监管传导至各保险机构，出于避免激化矛盾及前置化解矛盾的初衷，一般保险公司倾向于站在相信消费者的立场，对于投诉人反映存在销售瑕疵的保单，保险公司大概率会同意全额退保，返还所交保费。“黑产”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才把购买过寿险保单的消费者作为目标，目的就是当消费者无经济能力支付新保单时，可以通过怂恿其投诉退保以获得保费返还。

其一，“黑产”售出大量存在销售瑕疵的保单，因此后期会引发大量的投诉纠纷。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监管部门均将面临海量的投诉，保险公司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来应对，这样就无法专注于正常的经营工作，而监管部门也需面对大量来自保险公司的客户投诉，疲于应对。

其二，“黑产”瞄准的对象（保单）不区分地域，不区分公司。“黑产”唆使客户把A保险公司的保单退保，购买B保险公司的保单。这种作案模式，隐蔽性强，客户未投诉前保险公司很难发现，而发现后，保险公司因不知缘由，可能迁怒于同业。如上面这个例子，当A保险公司知晓本公司保单被要求退保后客户重新投保至B保险公司，那么A可能会将此归咎于B及其代理人的恶意竞争，于是同业间出现互相猜忌、互相攻击的混乱局面，更不可能携手挖出“黑产”并惩治。

对保险公司而言，其收取的保费一般包括三个部分，风险成本、经营费用和合理利润，一旦风险承担已经开始，保险人就无须也不应退还保费。保险公司的每一个产品都有一个拟定的退保率，“黑产”运作模式会引发大量非正常退保，可能造成退保率的提高，大幅降低保险公司利润。若发生连锁反应，导致非正常退保集中发生，可能需要保险公司在资产端重新匹配投资以平衡退保对负债结构的影响，这无疑将打乱公司原有的投资节奏，影响其收益目标的实现。对消费者而言，频繁投诉退保一方面可能被保险公司纳入投保的黑名单，今后丧失投保机会；另一方面，退保后，如被保险人身体健康状况发生变化，若再投保可能会因身体原因被拒绝承保，从而失去保险保障（姒晓婕，2020）。

“黑产”运作模式下，作案成本较低，获利空间巨大，如不加以遏制，会持续推动周边犯罪行为。例如，“黑产”以一百元的价格购买一条保险消费者信息，通过该信息上门“撬单”，一旦挂单成功，获利可能达数千至上万元不等，在如此高的投产比诱惑下，“黑产”会更热衷于购买、窃取消费者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将更为猖獗。又如，目前市场上打着“全额退保”幌子的代理投诉中介层出不穷，退保中介为帮助消费者达到全额退保的目的，教唆消费者在投诉时故意虚构、编造代理人及保险公司违规的情况，更何况“黑产”挂单行为本身就存在明显的违规问题，对退保中介来说，要达成全额退保目标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因此，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的存在，即“黑产”在唆使消费者“撤旧投新”获利后，将这些被骗消费者的信息转给退保中介，退保中介受托完成全额退保并赚取委托费后，“黑产”又可分得一杯羹。如此，代理退保之风将愈演愈烈。

一方面，保险机构必须延伸前端触角、前移监控关口，建立异常行为上报的专属渠道和监管初步研判处理机制。通过整合现有的保单登记系统、从业人员管理系统等信息数据管理平台，建立以保险机构为轴点、以保险机构的分支机构为支点的分布式异常行为监督管理上报端口，基于涉刑性对异常行为开展筛选、过滤、研判，进而强化监管与机构对涉刑风险的数据监控和信息共享，提高刑事风险监控预警的及时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保险机构应当依托保险监管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联合开展案件处置工作。对于保险监管部门开展初查并认定其具备刑事风险的案件，检察机关、公安部门应当提前介入办理案件；对经过审查后认定确实存在刑事风险的异常行为，应当采取第一时间立案查处、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开展证据扣押及保全等措施，并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纠正”，由检察机关主导开展专项合规监管，充分发挥对保险机构行为纠偏纠差的作用，引导保险机构及时弥补漏洞、开展风险处置，提升风险处置效率，遏制刑事风险的扩散和蔓延。

监管效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构建全面覆盖、分工配合、执行到位的犯罪防范内控工作规范。首先，应当构建全面覆盖的内控体系。针对当前保险黑产犯罪几近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渗透式发展趋势，保险机构应当确保监管规范能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和反馈全过程，覆盖各项业务流程和管理活动，覆盖所有部门、岗位和人员。其次，保险机构应当有针对性地构建分阶段式监管体系。保险机构应基于“流程—节点—风险点—控制措施—违规事件”关联模型，有针对性地构建分级分层管理的主动式监管机制。尤其是“董监高”应当筹备并组建专门的合规部门来牵头负责整体合规监管工作，并通过规范制定内设部门在流程上建立合理制约、相互监督、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监督的互嵌性和有效性。再次，应当建立专门的合规报告制度，由专门的合规部门与内设部门负责上报可能存在保险黑产犯罪苗头的情况，并确保专项合规报告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验证性，确保决策层及时了解并采取预防、纠正或补救措施。

对于不同层级的分支机构、不同内设部门、不同业务规模、不同业务形态，保险机构应当区分不同情况，构建适应性监管措施，并及时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优化调整。此外，对于内设部门，将监管内容细化为风险管理、经营管理、资质管理等具体的功能事项，并设置相应的监管标准，区分出已达标和未达标的功能事项，分别设置不同的考核措施。针对存在高危刑事风险漏洞的业务、部门或者分支机构，应当尽快优化治理结构，弥补管理漏洞，杜绝刑事风险。在构建动态调整监管体系的同时，也应当注意监管措施在标准上的一致性，防止出现保险黑产人员利用不同业态之间的不同监管标准来实施技术性套利和灰黑产牟利行为。

保险机构应当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加强与外部监督部门的双向沟通和交流，促进与外部监督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交流、协商，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监管失灵。在当前保险行业监管体系中，“外部监督”由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通过“非现场监管”（即由公司递交的各类报告、反馈的问题等）与“现场监管”（即现场检查）来对保险机构的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价。但是在《典型案例》中，保险黑产人员利用保险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督反向操作，迫使保险机构为了降低投诉率而向不法行为让步，导致监管失灵。在这种情况下，保险机构应当与保险监管部门针对保险黑产犯罪行为建立专门的双向信息沟通及联动机制，通过及时通报保险黑产案件办理情况、司法机关立案及追捕追诉标准、案件证据要求、最新保险黑产活动动态等，与保险监管部门根据当前保险监管政策要求、刑事案件打击趋势、市场预期反应等方面开展会商，在接受保险监管部门依法监督的同时，最大限度争取到保险监管部门的支持，构建统一的保险黑产犯罪认定与打击的标准。同时，保险机构也应当通过接受保险监管部门的指导，及时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对异常行为开展筛查，通过改进技术方法来提升筛查效率，从而能够真正对保险黑产犯罪打早打小，降低预警误判率。

数据合规监管的缺失是保险黑产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保险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借由物联网、云储存等信息传输交互系统平台存储了消费者保单、资金运用、投融资等大量信息，而该部分信息本身即是消费者通过投保、融资租赁等消费行为所集聚的个人身份、账户、消费等相关私密信息的总和，极具敏感性；同时，保险机构对于业务人员在消费者信息存取、管理、使用和交易方面缺乏严格规范，导致黑产人员利用保险机构管理漏洞，与保险公司员工内外勾结窃取保单信息用于交易，对客户个人信息保护造成极大威胁（廖凡，2019）。可见，从数据权属、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实现数据合规化监管，是以合规监管打保险黑产犯罪“七寸”、实施保险黑产犯罪溯源治理的重要方向，而且应从以下诸方面构建数据合规监管框架，完善数据合规监管制度。

首先，保险机构应当配合保险监管部门构建消费者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对于消费者提供的相关信息，应当由保险机构在数据集成的基础上，由保险监管部门制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并要求保险机构严格将信息根据其敏感程度分为一般业务信息、关键业务信息以及消费者私密信息等，根据分类、分级情况分别实施不同数据分级加密、查询权限分级控制、查询场景严格控制等措施，确保不同信息在对应场景中得到合理使用，而不是泛滥使用甚至非法使用；对于消费者私密信息，更应当明确其采集、整理、保存、提供和使用等各环节的保密规则。保险监管部门应当要求保险机构制定规范，明确各类信息主体可以使用及禁止使用的信息范围，防止消费者私密信息违规外泄。

其次，保险机构应当构建监管数据全覆盖核查常态化运行工作机制。保险机构应当在保留其关键业务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向保险监管部门提供一般业务信息及消费者个人信息，构建统一监管的业务管理数据库，构建保险黑产防范场景化平台。对此，保险监管部门将不再区分保险机构数据库及业态类型，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核查工作。在核查中发现消费者在不同或相同保险机构重复投保、无效投保、提供虚假信息、多次退保等异常行为时，保险监管部门应及时通过回访消费者、开展社会信用调查、了解承保情况等措施，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保险黑产行为及犯罪。此外，对于新承保的保单，保险监管部门也应当通过数据筛查来查明消费者历史投保记录及社会信用情况，从而降低保险黑产行为发生概率。

再次，保险机构应当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在数据全生命周期内，保险机构应当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在信息获取、储存、使用、提供、加工、传输、公开、删除等行为的渠道开展监管，并区分情况向保险监管部门提供情况说明：若数据信息来源于自行或委托第三方采集，保险机构应当向保险监管部门提供数据权利主体的授权凭据，并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对消费者开展回访，明确其对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的相关授权，确保数据权属的合法性；若数据信息来源于合法购买，保险机构应当向保险监管部门提供购买凭证及数据权利主体的授权；若数据来源于使用爬虫等技术性手段，保险机构应当向保险监管部门就其手段合法性、目的正当性及未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作出说明。对于保险机构内部数据信息产生流动的情况，保险机构应当在保险监管部门指导下建立数据溯源追查系统：一方面，对于所有敏感性数据信息的操作行为均应通过后台系统登录及使用日志予以记录，并通过及时质询查明是否存在异常行为；另一方面，对于数据在保险机构内的流通全过程留痕追踪，防止出现数据流转过程中出现权责不明、监管重叠或监管真空的情况，在必要的时候准确识别风险发生的节点，对数据开展二次核查和备份，从而降低数据泄露风险。

最后，保险机构应当在保险监管部门指导下，构建信息安全事件预防机制。在指导保险机构制定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时，除了原有的消费者信息和隐私保护措施之外，保险监管部门应当要求增加专门针对数据要素的隐私合约，加强保险机构对消费者数据的保护（锁凌燕、吴海青，2021）。保险监管部门也应当前瞻性地开展刑事风险场景预判，实时监督保险机构内部数据违规行为，并通过压力测试、案例学习等方式绘制保险机构数据合规风险地图，并利用网络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提高数据合规风险地图的准确性和预判性。在出现数据泄露等信息安全事件时，保险监管部门应当第一时间介入并指导保险机构开展数据安全应急处置，降低数据进一步泄露的风险。

人力合规监管是阻断当前保险行业内外勾结实施保险黑产犯罪趋势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此，基于保险从业人员流动性极大、由各家保险机构分别开展从业人员管理确有困难的现状，保险机构构建人力合规监管框架必然需要通过加强内控人力合规监管和联合行业、监管开展行业性人力合规监管入手，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保险机构应当在内控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人员管理。保险机构应当在保险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合规培训制度，对销售人员、内勤人员、管理人员分层级开展合规培训，通过增强对保险黑产行为及保险黑产犯罪的防范意识、树立合规经营价值观、重视保险黑产案例说法释理宣传教育等方式，确保从业人员真正形成刑事底线思维、从业合规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其中，需要重点针对新入职员工、数据安全管理人员、保单销售人员等保险黑产犯罪高发、频发的群体，开展相应的刑事风险合规培训，通过以案释法等形式，明确传达法治理念及责任观念。对于违反企业合规义务、政策、流程和程序的人员，保险机构还应当完善问责与惩戒机制；对于查证属实参加保险黑产活动、造成保险机构损失的员工，应当视其情节不同，通过训诫、警告、降级、降职、调离、解雇等途径对其采取违规处分；对于涉嫌保险黑产犯罪的员工，则应当及时向保险监管部门、司法部门汇报其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由相应部门对其采取措施。

同时，保险机构应当在保险监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的组织、指导下，联合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开展行业性人力合规监管。保险机构应当积极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建立从业人员清单数据库，并强化信息报送和披露，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对违规使用或外借业务账号、虚假出勤、套用身份等行为开展定期的普遍排查；通过制定技术规范、强化数字支持，加强大数据、机器学习、生物识别等技术手段在识别保险从业人员身份中的运用；对于从保险机构离职的人员严格执行即时停用客户信息访问权限、交接或销毁客户信息等敏感资料的规定，确保客户信息安全。

此外，保险机构还应当通过保险监管部门的统筹，加强信用评价管理，构建完善的失信惩戒机制。保险机构应当在保险监管部门的牵头下建立征信披露平台，在行业监管层面整合保险机构报送数据，及时根据监管动态及刑事处理实现动态管理，将涉黑产犯罪、违法行为的从业人员的事件信息全面纳入管理；对于存在不良信用的人员，应当在保险从业资格取得、业内任职资格、业务开展等方面根据其行为的评价程度予以不同限制，确保合规治理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保险黑产犯罪中，利用保险机构佣金发放制度漏洞实施职务侵占行为是造成保险公司财务损失的重要因素。对此，保险机构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财务纪律监管。一方面，在保险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保险机构应对机构内部的业绩真实性审核，对投保、退保、转投保、理赔等重点环节加强审查复核，并结合佣金奖惩机制，加大对制作虚假保险单证、挂单等情形的惩处力度，通过业绩追溯机制，明确保险代理人和各层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另一方面，保险机构应建立交易前置性支付审核机制，及时上传保单登记、佣金发放审核、保费收取登记等支付关口系统中的关键业务信息，并由保险监管部门将其与行业从业人员管理数据库、消费者信息数据库中的存量数据开展分要素数据映射、比对、查重，进行集成式数据实时监控管理。对于违规、违法的异常交易行为，保险监管部门应及时通知保险机构开展纠察、纠错工作；对于涉嫌犯罪的行为，保险监管部门应及时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商请司法审计介入，并协同开展案件研商、侦查及合规整改工作。

严密监测交易行为、及时发现可疑交易，是防控保险黑产犯罪的重要途径。然而，交易监测的痛点和难点之一就是面对海量的数据和资金流动信息，如何降低预警误判率，及时准确地识别真实的犯罪交易（陶峰、万轩宁，2019）。对此，可以在构建行业性交易管理数据库基础之上，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海量交易行为的初步甄别、筛查、分析、分流、过滤、标记，屏蔽低风险预警信号，确保监管处理的效率。

通过将网络爬虫、数据映射查询等技术运用到监管系统中，穿透式追踪资金流，连通孤岛式数据、精准锁定犯罪行为。通过开展数据深入挖掘的场景化运用功能，构建犯罪分类场景治理应用模式，并最终建立识别与预防、监测与预警以及回应与决策为一体的保险犯罪治理技术体系。

数据网络的互联互通对于解决衔接代沟问题有着重大意义。通过数据网络互联互通，实现保险黑产动态与案件办理信息实时共享，为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保险黑产治理大数据应用平台提供基础，为合规监管政策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与实证支持。

与此同时，“保险+科技创新”也为合规监管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如何预防“保险+科技创新”成为监管短板是监管面临的新问题。对此，应当在运用科技赋能监管的同时，建立相应风险预警以及配套保护机制。在数据收集、筛选、过滤过程中，防止出现数据泄露、筛选逻辑篡改、数据篡改等情况，并通过模拟运行来实现逻辑测试，确保数据筛选的准确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