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1）辽11民终586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本案中，太平保险公司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就发动机涉水导致损坏不属于机动车损失险的理赔范围内向兴福公司作出了提示和说明，仅以兴福公司未投保发动机涉水损失险而拒绝理赔，于法无据；兴福公司在太平保险公司处投保并交纳了保险费用，而发动机系被保险车辆不可分割的、关键部件，涉案车辆的发动机属于保险标的的一部分，亦应在机动车损失保险的理赔范围内，故该院对太平保险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认为兴福公司的车辆受损是因暴雨所致，在理赔范围之内，关于因发动机涉水不予赔偿的条款与机动车损失险内容相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太平保险公司提出兴福公司在投保时仅投保了车损险而并未投保涉水险，故对案涉车辆的损失不负责赔偿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2021）鲁05民终710号

太平洋财险烟台支公司在承保涉案车辆时，双方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因暴雨造成的车辆损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太平洋财险烟台支公司依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中将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列为免责事由，与前述约定相矛盾，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该免责条款系加重投保人责任、免除保险人应承担的义务，不符合保险法立法本意。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暴雨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属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双方保险合同并未在机动车损失险中将发动机的损失排除在保险范围外，一审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因涉案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

3、（2021）鲁01民终4424号

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次事故中，保险车辆进水的直接原因系天降中雨、地势低洼，路面积水造成，普通驾驶员对降水量、路面积水的速度和程度都难以预料，也不具备专业知识进行判断，而对损害的发生也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另，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主张保险条款中将“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作为免责情形，但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冉凯投保时既未向其特别释明免责条款，又未明确何种情形下的发动机进水导致发动机损坏免赔，根据法律规定，该免责条款对冉凯不产生效力，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应当赔偿冉凯的合理损失。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针对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冉凯作出过明确说明，该条款对冉凯不产生效力，且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保险事故系冉凯故意造成，故一审法院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被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因进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并无不当。

4、（2021）冀09民终1345号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一章第六条中已明确因暴雨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属于保险人负责赔偿的范围。上述条款第一章第十条为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属于免责条款，被告提交的保险提示单虽然加盖原告公司公章，但未指明向原告公司投保的具体经办人员关于该免责条款进行过提示告知、明确说明，该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履行了上述提示告知及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该条款第六条与第十条内容相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发动机属于车辆的重要组成部分，暴雨所致的车辆损失应当包括发动机损失，故不应当适用发动机进水导致车辆损坏免责的条款。

二审法院认为发动机作为车辆的重要部件，暴雨所致的车辆损失应当包括发动机损失，暴雨是导致该发动机损坏的近因，雨与此次损失的产生之间存有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

1、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6日作出的（2021）鄂06民终15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太平财保襄阳中心支公司认为案涉车辆发动机损坏是驾驶人二次点火人为造成。首先，太平财保襄阳中心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魏军亦并不认可；其次，驾驶员在车辆熄火后再次启动车辆，是正常的本能反应，即使存在二次点火的行为，也不能因此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故魏军要求太平财保襄阳中心支公司承担发动机进水维修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2、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的（2018）黔0327民初16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对该公司定损之外的17166元费用，是在车辆被水淹没后，罗飞进行二次打火使发动机进水导致发动机损坏，维修损坏的发动机所形成的维修费用。根据示范条款第十条第八项的约定，该种损失和费用，人寿财保遵义公司不负责赔偿的诉讼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实务要点：被保险人驾车涉水行驶行为与涉保车辆被淹、发动机进水受损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即涉水驾驶而非暴雨构成《保险法》上近因时，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2011年，电镀公司投保车辆由法定代表人耿某驾驶穿越隧道时，因两天前暴雨引起隧道积水，导致车辆被淹，发动机进水受损。就维修受损车辆产生的维修费130万元，保险公司拒赔致诉。

案号：江苏无锡锡山区法院（2012）锡法商初字第0595号“某电镀公司与某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法院认为：① 所谓近因，系指引起保险标的损失的直接的、最有效的、起决定性作用因素，系导致保险标的受损直接原因。我国《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指损失发生须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当导致损失的近因属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保险人方才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事故隧道积水虽系事故前日该地区降雨所致，但该降雨导致隧道积水事实与事故当日耿某驾驶涉保车辆在积水隧道中涉水行驶事实间并无必然、直接因果关系，而耿某驾车涉水行驶行为与涉保车辆被淹、发动机进水受损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案导致涉保车辆发动机进水受损近因系耿某涉水行驶行为而非暴雨。

② 保险责任条款与责任免除条款间逻辑关系系保险人与投保人对本属保险责任范围内部分责任所作特别约定，使其被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故保险合同关于暴雨、发动机进水不同条款保险责任表述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具体来说，因暴雨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属保险责任范围，但因暴雨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中，因发动机进水造成的发动机损失被排除在外。保险公司已就该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该责任免除条款对被保险人产生法律效力。故本案中，即使涉保车辆发动机进水受损系暴雨造成，保险公司亦可依责任免除条款不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判决驳回电镀公司诉请。

A公司为其名下的房屋建筑、机器设备、原材料、产成品及半成品向B保险公司投保财产基本险。A公司与B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明确约定：“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火灾；（二）爆炸；（三）雷击；（四）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之后，保险标的物因台风吹袭受到损毁。A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B保险公司以不属于保单承保风险范围为由拒赔。A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查认为，保险责任范围条款是双方签订保险合同的基本内容和目的，作为投保人应当清楚和全面了解保险责任范围的内容。涉案保险条款明确约定了保险责任范围并不包括因台风造成的损失。故A公司现有证据并未能证明其已发生保险合同约定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B保险公司有权拒赔。此外，法院进一步明确，该条款是保险公司所承保险风险的约定，并非减轻或消除保险人保险责任的约定，保险人无需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在“李清、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再审”一案中，江西高院认定保险公司所提出的“暴雨”标准（即气象部门对暴雨的认定标准）与被保险人的主观标准（“降水量非常大的雨”），已构成对“暴雨”这一格式合同条款的两种不同的解释，最终依据《保险法》第三十条之“不利解释原则”采取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当然该案裁判观点仍有商榷之处。《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由此可知，适用不利解释之前提是两方对该条款的理解均不构成通常理解。然而，本案中保险公司所提出的暴雨之界定标准系由我国气象部门确立的国家权威标准，此情形下将其认定为对“暴雨”的通常理解具备合理性。在未明确“暴雨”是否存在通常理解的前提下，本案法院径直适用“不利解释原则”进行裁判难言符合法律规定。

2016年8月，宁某作为投保人为案涉车辆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了相关车险。保险合同约定“……暴雨……导致车辆受损的，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而后，2017年4月当地发生短时强降雨，案涉车辆因降雨而浸水。宁某遂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审查后认定本案未发生保险事故，不存在“暴雨”。为此，保险公司提供了当地全市整体气象资料、降水量分布图。

陕西高院认为，客观上确实存在即使是一个市区雨量分布也会不均匀的现象，因此是否达到暴雨必须经过实地测量方能做出准确判定。如保险公司要证明其无需承担保险责任，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本案中保险公司收到出险报案后未及时在发生事故的当地取样，且其目前提供的气象资料、降雨量分布图均无法证明发生事故地的准确雨量，故保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011年5月16日，甲水电厂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企业财产综合险。2012年2月6日，当地普降暴雨，河水上涨，造成水电厂橡皮坝中段坍塌事故。后甲水电厂与保险公司之间就损失理赔金额发生争议，随至诉讼。

法院认为，甲水电厂主张的橡胶坝、围堰工程损失系此次保险事故造成的直接的物质损失，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但甲发电厂的发电损失（停工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并非甲水电厂现有财产之减损，不属于保险理赔之范围。

2010年3月26日，A公司在C保险公司处投保了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条款第十条第一款约定，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引起的各种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在保险期间内，当地爆发洪水，A公司遂申请理赔。双方对事故后设备、厂房残骸清理和拆除费用属于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问题产生争议。

甘肃高院认为，虽然在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中双方约定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引起的各种间接损失不负责赔偿，但C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间接损失的种类和范围向A公司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和提示，故A公司并未尽到对此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进而认定该条款对A公司不产生效力。C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付。

实务要点：机动车被保险人因该车辆维修中侧翻被砸中致死，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无需对死者家属承担交强险或商业三责险赔偿。

案情简介：2010年，马某车辆在道路上维修时，因千斤顶移位导致车辆侧翻，车旁司机马某被砸中致死。交警认定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不予立案。马某近亲属诉请保险公司赔偿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

法院认为：①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将道路交通事故定义为“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如仅因发生事故车辆位于“道路”上即认定属道路交通事故，则相当于对“道路交通事故”法律定义进行了极大限度上扩大解释，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交警部门作为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职能部门，其所作事故责任认定书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法院在无其他客观事实依据情况下，一般不得随意否定公安交警部门责任认定书内容和效力，故本案马某死亡事故不能认定为道路交通事故。

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马某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被保险人，故不能获得交强险赔偿。

③ 依马某与保险公司所签三责险保险合同约定，马某作为被保险人，亦不属“第三者”范畴，亦非“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并造成第三者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该意外事故易发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故马某依法不能获得交强险赔偿，亦不能获得第三者责任险赔偿，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实务要点：交通事故受害人向保险公司请求交强险赔偿应适用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受害方与交警部门联系处理交通事故赔偿事宜，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

案情简介：2010年9月，王某驾驶机动车与叶某驾驶摩托车相撞致叶某死亡。2012年8月，叶某父母诉请王某及交强险保险公司赔偿。期间，原告一直与处理事故的交警部门联系事故赔偿事宜。有关侵权赔偿及交强险赔付的诉讼时效成为被告方主要抗辩理由。

法院认为：① 因《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及《民法通则》均未对交通事故受害人向保险公司请求交强险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作出明确规定，故对受害人行使该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即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本案原告2012年5月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依法给付交强险赔偿金，未超过上述2年诉讼时效期间。

② 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一直与交警部门联系此次交通事故处理事宜，该情形已由法院向交警部门核查属实。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据此，交警部门是依法有权解决处理此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国家机关，原告与交警部门联系处理此次交通事故赔偿事宜，属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故本案存在诉讼时效多次中断情形，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起诉请求侵权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亦未届满。

实务要点：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非经营性车辆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可作为财产损失纳入交强险理赔范围。

案情简介：2013年，王某驾驶机动车与郑某所驾机动车相撞，交警认定郑某全责。王某修车费用2000元已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责任范围内赔偿。关于王某车辆修理期间使用中断造成的替代性交通费损失，王某诉请保险公司、郑某赔偿900元。

法院认为：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② 关于“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性费用”，应系已经发生且确有必要发生的替代性交通费用，法院在审核该笔费用产生必要性时，应综合考虑被侵权人年龄、职业及日常出行实际情况等因素来综合认定，同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遵循必要性、合理性原则，根据事故车辆本身价值大小和一般使用用途及日常生活经验来确定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在非经营性车辆无法继续使用期间认定上，应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处理事故的扣车天数证明、车辆维修机构出具的进出场日期证明、修理工时证明、提车单或重新购置车辆票据等证据综合认定合理的“中断期间”。对非营运车辆的替代性交通费用计算应以事故发生时、事故发生地价格为标准。

③ 本案中，根据王某车辆损坏及维修事实，结合维修天数（5天）、日常需要出行实际情况（以出租车作为“中断期间”替代性交通工具）、王某住址至工作单位距离（约15公里）及实际需要（按每天两次搭乘计算），并参照侵权行为地出租车费用市场价格，经核算，酌情认定300元的替代性交通工具合理费用。因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王某2000元修理费，交通费损失已超交强险财产责任限额，故判决郑某赔偿王某交通费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