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7月，司法部在其官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司法实务界的广泛讨论。结合本次《征求意见稿》的亮点和疑问、本期热点话题围绕几个广受关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的实务实践，对本次《仲裁法》的修订进行解读并提出建议，供参考。

目录

一、最高人民法院“三个特定标准”助力《仲裁法》引入和实施临时/专设仲裁 二、临时/专设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各方利益平衡 三、临时/专设仲裁对于仲裁人才的新要求

四、新《仲裁法》为中国海事仲裁委发展混合式仲裁提供了法律依据 内容来源 作者介绍

重点关注问题

一、最高人民法院“三个特定标准”助力《仲裁法》引入和实施临时/专设仲裁

在司法部于2021年7月发布了题述修订稿征求各方意见之后，笔者检索到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2016年和2021年两次提出以“特定地点，特定仲裁规则和特定人员”三个标准在全国自贸区内引入临时/专设仲裁，为全面实施《仲裁法》规定的临时/专设仲裁提供了实践数据和经验。本部分首先介绍最高法院提出的“三个标准”，其次讨论中国引入临时/专设仲裁的法律目标和商业利益。

（一）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和2021年规定

2016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2016年最高院意见”），其中第9条第3款规定：　

“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协议无效的，应报请上一级法院进行审查。上级法院同意下级法院意见的，应将其审查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作出裁定。”

202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2021年最高院意见”）第19条中规定：　

“加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建设。探索引入国内外知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学习借鉴国际一流纠纷解决规则和纠纷解决机构管理经验，打造一流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支持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投资等领域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的申请和执行。支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之间约定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相关争议进行仲裁。恪守国际公约义务，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支持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落地运营。”

通过这两份意见，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 最高法院早已在为修订后的《仲裁法》引进境外知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临时/专设仲裁进行法律基础设施准备。最高法院内部关于是否引进的论证已经完成，目前已经进入到如何引进和实施的实际操作阶段，可以说是正在为《仲裁法》实施细则准备数据和经验。

2. 对于临时/专设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认定归人民法院，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裁定。这说明虽然临时/专设仲裁与机构仲裁相比属于边缘性仲裁，案件数量并不一定很多，但是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临时/专设仲裁赋予了仲裁当事人相当程度的自主选择权，人民法院如何承认和执行中国境内临时/专设仲裁裁决关乎中国仲裁制度的独立，完整和权威及与国际仲裁制度的接轨。

3. 目前在自贸区范围有限度实行是因为《仲裁法》尚未完成修订，不排除在《仲裁法》修订完成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我们假设最高法院的立场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之间”，包括中国企业和外国在华企业，在满足“特定地点，特定规则和特定人员”的条件下均可以通过临时仲裁解决纠纷。这意味着除非另有后续规定，中外个人当事人尚不能使用临时/专设仲裁。

（二）引进临时/专设仲裁的法律目标

前述两份意见已经明确表明了最高法院的立场，即在承认临时/专设仲裁是机构仲裁的补充，而非主流选择的同时，《仲裁法》需要从立法上向仲裁当事人提供临时/专设仲裁的法律选择。笔者认为，因为中国在提升国内仲裁公信力和国际仲裁竞争力方面的最大战略利益在于通过引进境外仲裁机构和临时/专设仲裁，第一从数量上把商事仲裁市场做大，通过培育一个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可以互换和互动的活跃及宽松环境吸引更多国际商事纠纷到中国仲裁；第二从质量上把国内仲裁业务做精，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可能发生的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培育的断层，促进中国商业争端解决习惯与国际惯例接轨，改善中国营商环境，实现依法办事和依法治国！

之前我们在讨论如何提升中国仲裁公信力和国际竞争力时，各方往往纠结于如何找到实施路径，《征求意见稿》提供了最佳路径：　

1）境外仲裁机构进入中国必须放下身段，用“技术转让换市场”，现场办案提供有体系和培训的“机构”经验，而不是之前中国律师参加庭审或者在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所提供的单一和碎片化的“个人”经验。

2）中国仲裁机构在外国同行竞争下必须挺直身板，两者相遇中线后携手成长。通过长期参加和定期观摩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的真实案件开庭所学到的实战经验绝非模拟法庭和到海外参加有中国当事人参加的个别庭审学到的经验所能达到。

3）临时仲裁作为经过百年验证的成熟民间争端解决方式进入中国，可吸引很多原本有中国联系但不打算在中国仲裁的跨国公司案件在中国审理。相对于临时仲裁进入中国初期可以预见的不确定性，引进临时仲裁将增加中国仲裁市场的活跃度和成熟度，将向全世界当事人和律师展示中国提升其营商及法治环境的决心和制度建设的前瞻性！

《仲裁法》中引进临时/专设仲裁还解决了困扰中国法律界多年的双重标准问题，即外国临时仲裁裁决可以通过1958年《纽约公约》在中国得到承认和执行，但是因为中国法律不承认临时仲裁，因此没有涉外因素的中国当事人无法享受到临时仲裁的好处。现在《仲裁法》引进了临时/专设仲裁，解决了外国仲裁裁决的超国民待遇、增加了中国当事人的选择权和受益可能，是“一石多鸟”。

（三）引进临时/专设仲裁的商业利益

在最高法院发布两个意见及中国立法引进临时仲裁之前，如果某个与中国有联系的争议的外国当事人，出于保密或者其他考虑不愿意选择中国机构仲裁的话，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到国外仲裁，要么选择国外机构仲裁，要么选择国外临时仲裁，反正是除了裁决需要在中国法院执行之外都和中国无关了。但是一旦中国允许临时仲裁，对于这些外国当事人来说，只要中国临时仲裁的条件优于或者等于外国的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理论上他们会首选中国临时仲裁。

这就意味着这些案件不是“批量生产”而是“量身定做”，量少但质高。对于中国而言，最差的结果就是只赚到了场地费，旅馆费和餐饮费，中间的结果是还额外赚到了仲裁支持费，如辅助人员报酬，翻译费和其他服务费等，最好的结果就是进一步还赚到了仲裁员报酬，律师费及其他法律增值费，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市场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刺激了市场消费和培养了高端涉外仲裁人才。

综上，《仲裁法》引进临时/专设仲裁将为商事仲裁各利益相关方提供一个多赢的选择。

二、临时/专设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各方利益平衡

笔者上文提到在司法部于2021年7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仲裁法修订稿”）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分别在2016年和2021年两次提出以“特定地点，特定仲裁规则和特定人员”三个标准在全国自贸区内引入临时/专设仲裁，从五年前就开始为全面实施《仲裁法》引进的临时/专设仲裁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因此本部分从当事人、律师、仲裁员和法院的案件管理角度讨论如何拆解和执行“特定地点，特定仲裁规则和特定人员”这三个标准来进行案件准备，审理和裁决执行。

笔者认为，临时/专设仲裁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平衡当事人意思自治与保障各方利益，具体而言就是平衡临时/专设仲裁的内部灵活性和保密性与中国仲裁制度的外部监管和司法审查需求。最高法院意见所规定的三个“特定标准”相当于是左右“书挡”的左端，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相当于右端“书挡”。在两个书档的中间就是根据三个“特定标准”所圈定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内容。当事人，律师和仲裁员应当自后往前，即从保障临时/专设仲裁的裁决可以被法院所承认和执行的最终目的来倒推安排之前的案件准备和审理。本部分逐一讨论这些内容。

（一）解读最高法院设定的三个“特定标准”

2016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2016年最高院意见”），其中第9条第3款规定：

“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协议无效的，应报请上一级法院进行审查。上级法院同意下级法院意见的，应将其审查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作出裁定。”

“下级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需要报最高法院裁定”，这是和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需要报最高法院批准同等的审批级别，因此可知最高法院在五年前就提出三条“特定标准”，就是认为临时/专设仲裁十分重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为中国《仲裁法》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解决一些至今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这三个标准是临时/专设仲裁左端的“书挡”。

1. 特定地点：　

1）在自贸区设立的企业是经过筛选和调查，在业绩，影响力和诚信等方面满足了最低条件，不排除有些企业是上下游供应商关系，这就意味着争议各方有着共同的生态圈和管理者。

2）愿意选择临时/专设仲裁的企业大概率是非常熟悉机构仲裁的缺点，有非常优秀的法务部和外部律师帮助分析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的利弊，并且愿意承担非主流的临时/专设仲裁的法律后果。

3）上述两点意味着某些争议双方可能在过去有一定的业务往来（course of dealing），建立起了一定的交易习惯（trade practices），有相互信任的基础（good faith），因此临时/专设仲裁的仲裁员可以借助类似1980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所规定的，或者其他国际或者国内惯例所约定俗成的，裁量权进行裁判，而不必完全局限于使用双方约定的准据法所限定的法律规定和案例。这种裁量权在中国法律或者案例没有对争议内容如何裁决有所规定的时候应当比较有效。

4）前述三点意味着争议双方可能会为了争议项目或某些技术保密原因不愿意让中国的仲裁机构了解有关信息，或者认为机构仲裁缺乏灵活性等等原因，或者是因为仲裁机构收费结构或者时间成本不适合有关争议，或者选择书面审理而不开庭等，导致双方愿意回归到商事仲裁的最原始形态，即临时/专设仲裁，而不是仲裁的现代版即机构仲裁，来解决这一纠纷。

5）双方可以自行选择在公司或者酒店会议室等地点进行仲裁。是否必须在自贸区内的地点进行仲裁尚待明确，但考虑到临时/专设仲裁的内容大于形式的灵活性，仲裁地点应当以方便仲裁为优先。

6）因为涉及到仲裁成本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如果中国承认临时/专设仲裁就在中国进行审理，如果中国不承认，则移到境外进行。这就意味着《仲裁法》和最高院意见可以将那些可在可不在中国进行的，甚至是原本大概率不会在中国仲裁的案件留在中国审理。

2. 特定仲裁规则　

最高院意见允许双方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上现有的仲裁规则，或者“量身定制”仲裁规则的某些关键点，这似乎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形同“再造车轮”。但实际上，恰恰因为双方当事人的内部法务及其律师都是经验丰富的中外仲裁专家，在保障仲裁裁决可以得到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大前提下，否定仲裁协议效力需要最高法院裁定的小前提下，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仲裁规则的权利可以得到尊重，其中也包括保护双方当事人权利和迅速有效审理避免拖延等内容。具体而言就是可以在仲裁规则中加入中国法律或者现有机构仲裁规则中没有明确的内容，例如庭审方式，证人出庭，交叉询问以及伪证责任等。第三节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讨论中将列出更多问题。

3. 特定人员　

我们假设这些特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仲裁员，律师，翻译，专家，仲裁辅助人员和供应商等单位或个人，特别是临时/专设仲裁庭委托某个中国仲裁机构承担约定的一些支持功能。除非中国对于某些单位和个人有执照或者准入要求，这些人员的资质和收费应当由仲裁当事人或其所选定的仲裁员来决定，以满足其做出的临时/专设仲裁可以得到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为最低标准和要求，而不是比照某些机构仲裁所设定的更高要求。因此建议各方在仲裁协议中对此类人员做详细约定。

我们相信最高法院可能会在《仲裁法》修订完成正式颁布之后对这三个标准进行修改，特别是如果《仲裁法》没有将临时/专设仲裁的地点局限于自贸区的情况下，对特定地点和其他内容根据《仲裁法》规定而进行修改。

（二）临时/专设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临时/专设仲裁右边的“书挡”。根据2019年北京市四中院和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大数据研究报告》[1]，笔者将外部监管和司法审查归纳为：

一个体系，即仲裁法生态体系；
两个监督，即外部监管从前往后，司法审查从后往前；
三个阶段，即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以及
四个方面，即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保全措施，撤裁和不予执行和不干预仲裁。

虽然该报告是针对机构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但是这些内容也适用于临时/专设仲裁，并为选择临时/专设仲裁的当事人，律师，仲裁员及支持单位和个人提供必不可少的法律指导。限于篇幅，笔者截图讨论和总结其中的一些内容。

（点击上图查看大图）

（三）临时/专设仲裁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外部监管平衡

在中国的临时/专设仲裁中，包括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进行仲裁，仲裁当事人及其律师等如果选择适用国内仲裁程序并选择国内仲裁员产生争议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选择适用国外仲裁程序及/或选择外国仲裁员则可能会面临下面的一些问题（下述讨论也适用于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仲裁。特此说明）：　

1. 中国法及法院判决解释与适用：潜在的不同适用和解读中国法律规定，中国法院判决和司法解释的风险；“同案不同判”，即做出的裁决可能与其他法院判例及机构仲裁裁决不一致的风险；以及中国法院在执行其裁决中如何看待其对于中国法规及案例的解释与适用的风险。

2. 外国法，外国法院判决及外国法律原则解释与适用：在临时/专设仲裁中有国外当事人，外国律师及外国仲裁员，特别是双方在仲裁协议或者规则中同意适用中国法之外的其他国家法律和案例以及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其所做出的裁决可能就会涉及中国法院在执行其裁决中如何看待其对于这些外国法律，外国案例及法律原则的解释与适用，特别是与中国法和法院案例的冲突，包括但不限于：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适用外国法，仲裁地在中国，中国法院是否需要查明外国法之后才能执行这些由临时/专设仲裁庭在中国做出的“外国法裁决”，还是按照执行《纽约公约》的标准进行执行；适用外国法审理案件时，在遇到需要保全中国境内财产的情况下的中国法适用；以及中国法院如何执行针对中国当事人做出的远高于中国仲裁庭裁决或者中国法院判决数额的裁决。

（四）要求临时/专设仲裁裁决书在法院备案的法律后果

上面第一节介绍了临时/专设仲裁的左端书挡，即最高院的准入标准；第二节介绍了右端书挡，即法院的司法审查；第三节介绍了两个书挡需要围拢的内容；本节介绍临时/专设仲裁的“桌板”如何被“裁决书向法院备案”所撤掉，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定稿中删去这个备案要求。

《征求意见稿》第93条第3款规定：“仲裁庭应当将裁决书在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仲裁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备案。”但是引进临时/专设仲裁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特别是对于保密性的要求。如果双方当事人认可仲裁结果并且自愿履行裁决，虽然整个过程叫做仲裁，但这和每天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无数保密商业谈判和履约并无二致。既然普通但保密的商业合同无需向政府备案，那么普通但保密的临时/专设仲裁裁决书也无需向法院备案。如果当事人需要法院执行裁决，当事人自然会向法院披露裁决书。

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向法院披露，这样通过立法要求的强制性披露“备案”只能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颠覆了《征求意见稿》设立临时/专设仲裁的目的，第二个是将那些因为仲裁法修订而本来想要在中国进行临时/专设仲裁的当事人重新赶去境外进行仲裁。

（五）小结

在“临时仲裁在伦敦仍然活跃”一文[2]中，作者指出临时仲裁在英国的海事和建筑工程领域比较流行，“在2019年伦敦有超过1000个海事仲裁临时仲裁案件”，当事方可以选择《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或者可以选择某些机构仲裁规则并加以修改，或者由所选定的仲裁员在争议发生后来确定。

202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再次重申了引进临时/专设仲裁的三个标准。这就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加强和完善北京自贸区的国际仲裁基础设施，努力将北京打造成为像伦敦那样的国际争议解决中心。

[1] 北京四中院: 《北京四中院与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联合发布〈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大数据研究报告〉》，北京四中院微信公众号，2019年12月11日 , https://mp.weixin.qq.com/s/iW6sqQi_f-gHmexZbSXMLA。

[2] Craig Tevendale, Caitlin Eaton and Rebecca Warder, Ad Hoc Arbitration Alive and Well in London: The Latest Statistics,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Arbitration Notes (13 May, 2020) , https://hsfnotes.com/arbitration/2020/05/13/ad-hoc-arbitration-alive-and-well-in-london-the-latest-statistics.

三、临时/专设仲裁对于仲裁人才的新要求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引进临时/专设仲裁，但如果结合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ondon Maritime Arbitrators Association”）（LMAA）每年受理近千件临时仲裁海事案件这一事实来说，临时/专设仲裁相较于机构仲裁，在某些特定领域和特定当事人之间，不仅是最纯粹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方式，也是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保守秘密，专业人办专业事角度来说最与时俱进的仲裁方式。

本部分主要从临时/专设仲裁的特殊要求，对于中国当事人，中国仲裁员，律师，支持人员和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挑战，适应及学习这几个方面讨论，认为首先提升中国法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才是关键和根本。

（一）临时/专设仲裁进入中国的一些“特殊”挑战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在上百年的临时仲裁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本部分讨论的是引进到中国后的国际惯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在没有中国仲裁机构介入的情况下，中国当事人，仲裁员，律师和支持机构及个人如何自治管理临时/专设仲裁的能力。

1.对于公司法务部的挑战

更大的权利和自治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压力。保障裁决被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是最首要但也最不确定的中国特色，即如何解决监管机构的“焦虑”，就是《征求意见稿》第93条所提到的“裁决书要交法院备案”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其次就是在有经验的全球法务部，中外律师和仲裁员的配合下，“本土化”仲裁规则，流程和结果管理。

2.对于中国仲裁员的挑战

量身定制不同于量产。在没有机构仲裁可以指导或者依赖的情况下，与熟悉国外临时/专设仲裁的公司当事人和外国仲裁员合作，找到临时/专设仲裁和机构仲裁的异同并且快速适应和学习是首要挑战。在需要仲裁员主导仲裁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案件中，中外法律和实践的统一及协调，特别是与外国仲裁员的协调，需要中国仲裁员的主动判断和全局把控。这样的判断尺度考验中国仲裁员的中国法及外国法功底。

3.对于中国律师的挑战

面对专业和挑剔的当事人及仲裁员，特别是适应当事人之间确定的仲裁规则，中国律师需要具备扎实的中国法律功底和快速学习能力，外语熟练以学习外国经验。

4.对于中国支持人员的挑战

除了要应对前面提及的客户，仲裁员和律师所要面对的挑战之外，如何在承担“仲裁机构的角色”和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方面达到平衡也是挑战。

（二）现有法律从业人员知识储备的差距及解决方法建议　

笔者用下图展示了中国高素质法律人才快速学习临时/专设仲裁的路径和方法。下图首先拆解了临时/专设仲裁在主客场和各个环节对于不同人员的要求。比如说对于首裁和边裁一方面要求合理把握控制权和话语权，即引领审理，跟上节奏和起草裁决，同时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反映价值观取向，这相当于左右书挡保障仲裁的质量和裁决可执行。

（点击上图查看大图）

中间顶端的横线表示中国仲裁员和律师在与外国仲裁员和律师合作或者对庭时所面临的个人法律水平的挑战，即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大陆法系的一部分，只有四十年历史，虽然发展迅速，但是14亿中国人中仅有40万律师，其中可以用英文工作的涉外法律人才可能仅有4万人（此处仅为讨论方便使用整数，具体讨论见脚注一系列文章第三篇）。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其已具有至少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不算大陆法系国家，英美两国人口相加约4亿人口，其中更是有超过400万以英文为母语的律师。虽然大陆法系根基与英美法系不相上下，但是因为现在国际上通用语言是英语，除非大陆法系的仲裁员英文足够好到可以主持庭审和撰写裁决，否则在很多案件中英美法系仲裁员的影响力仍然很大。

底部的曲线表示中国仲裁员和律师如何在40年法律发展的基础上使用两根拐杖快速缩短差距：1）快速使用中文学习大陆法系的历史积淀和原则；2）快速使用英文，逻辑和文书写作学习英美法系的历史积淀和案例。具体而言就是：

首先，成为优秀的中国法专家，掌握中国法院审理体系，然后才能成为优秀的国际仲裁专家

只有成为优秀的中国法专家，才能借助大陆法系的支持缩短与英美法系仲裁员和律师的差距，才具有可信度，之后才能成为优秀的国际仲裁专家，因此首先需要大量研读中国法律法规和中国法院在相关领域中的判决。

其次，提高逻辑和法律文书写作水平，跟上庭审节奏并最终引领审理

法律逻辑是根本，案例阅读是基础，法律文书写作是工具。在处理新类型案件时，法律逻辑是区分快速学习和凭经验判案的根本区别。没有扎实的法律逻辑基础，仲裁员就无法分析证据，参与讨论，掌控庭审和起草裁决！同时，没有逻辑，也就更加无法用外语来高强度学习外语法律文件，并以外语做出分析和判断。

在临时/专设仲裁中，客户不会为仲裁员和律师的废话和失误付费，只有持续和高效的学习和培训才能实现达到和赶上外国仲裁员和外国律师的目标。更多内容详见笔者在2020年4月17日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基础上撰写的四篇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系列专题文章[3]（该文也全文刊载在《中国法学教育年刊（2019第七卷）》）。

以此为基础，笔者撰写了《中国涉外律师中英文法律文书写作及职业规划指南》，从学习和工作可应用的工具、案例总结与写作、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英语学习及中英文翻译、笔试面试方法与技能、简历撰写、毕业论文选题及撰写、法学生求学规划、职业规划、强势法务部建设和公司法务个人自我提升共十章对涉外律师培养进行了阐述，敬请期待。

附：伦敦临时仲裁参考文章

1.CIArb, The Advantages of London Ad Hoc Maritime Arbitrations, CIArb Features （12 March, 2019）, https://www.ciarb.org/resources/features/the-advantages-of-london-ad-hoc-maritime-arbitrations/.

2.Aceris Law LLC, How to Initiate an LMAA Arbitration, Aceris Law LLC Shipping Arbitration （5 Jan, 2021）, https://www.acerislaw.com/how-to-initiate-an-lmaa-arbitration/.

3.Craig Tevendale, Caitlin Eaton and Rebecca Warder, Ad Hoc Arbitration Alive and Well in London：The Latest Statistics,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Arbitration Notes （13 May, 2020）, https://hsfnotes.com/arbitration/2020/05/13/ad-hoc-arbitration-alive-and-well-in-london-the-latest-statistics.

4.James Clanchy, Ad Hoc versus 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 James Clanchy Arbitration Knowhow Article, https://www.jamesclanchy.com/knowhow/ad-hoc-v-institutional-arbitration.

5.James Clanchy, Ad Hoc Arbitration：A Quiet Majority, LexisNexis Dispute Resolution （27 March, 2018）, https://www.lexisnexis.co.uk/blog/dispute-resolution/ad-hoc-arbitration-a-quiet-majority.

[3] 刘驰：《君泽君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系列专题 敬畏规律 熟悉规矩 遵守规则》
（1）《国际争议中应有全局观》，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t8NNeO8l9nrTKsRQxfhCg。
（2）《建设良好的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环境》，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rrIK4vGdZTZcWI1-5iDYg。
（3）《涉外法律人才市场现状与发展简要分析》，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kNcwChKSqK_DEWDV-LpWw。
（4）《培养法学院学生“像律师/法律人那样思考”》，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Q0sy8fiv30169UIi7YG7w。

四、新《仲裁法》为中国海事仲裁委发展混合式仲裁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关于临时/专设仲裁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及2021年两次发布的关于临时仲裁“三个特定标准”，为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下称“海仲”）进行混合式/半开放式仲裁试验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指南。在笔者已经发表的三篇关于临时/专设仲裁文章的基础上，本部分通过采取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讨论海仲发展海事争议临时/专设仲裁及混合式/半开放式仲裁的可行性。

（一）《征求意见稿》及最高法院两个意见

《征求意见稿》在第91条规定：“具有涉外因素的商事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机构仲裁，也可以直接约定由专设仲裁庭仲裁。”

在《征求意见稿》颁布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2016年颁布《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2016年最高院意见”）和2021年颁布《关于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2021年最高院意见”）中两次提出“支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之间约定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相关争议进行仲裁”，即以“特定地点，特定仲裁规则和特定人员”三个标准在自贸区内引入临时/专设仲裁[4]。

对比这三份法律文件可以看出：　

1）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在为修订后的《仲裁法》引进临时/专设仲裁进行法律基础设施准备。《征求意见稿》仍然将临时/专设仲裁局限在涉外因素的案件审理中，但是在这之前颁布的最高法院却将其扩大到“自贸区内注册企业之间”，而这意味着在《征求意见稿》成为正式稿并最终颁布之前，自贸区内注册的内资企业之间仍然可以在满足三个“特定标准”之后使用临时/专设仲裁[5]。当然，我们相信最高法院在《仲裁法》修订完成之后应当会修改这三个特定标准以保持与仲裁法的一致。

2）海事仲裁在国际上以临时仲裁为主，《仲裁法》修改为海仲发展海事临时仲裁提供了可能，意味着海仲既有法律可能受理具有涉外因素的临时/专设仲裁案件，也有机会受理“自贸区注册的企业之间”没有涉外因素的临时/专设仲裁，包括海事和商事纠纷等。

（二）海仲目前所面临的处境

自2014年以来，海仲每年受理国内外案件的数量最多不超过150件，其中国内案件每年最多受理不超过100件，其中2016-2018年这几个年度受理案件总量甚至出现不升反降的情况[6]，这和中国是国际贸易大国地位不符，特别是与临时仲裁的标杆协会，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ondon Maritime Arbitrators Association”）（LMAA）以及和国内一些仲裁机构的受案数量有所差距。

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海事仲裁估计有80%的案件为临时仲裁案件[7]，其中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MAA近年受理的海事仲裁案件数量基本维持在每年1500件-1800件左右[8]，大部分为临时仲裁案件，为第一梯队。下述几个图表的数据同时也显示，LMAA的临时仲裁数量高于其他著名的国际仲裁机构。

除LMAA外，纽约海事仲裁员协会（“Society of Maritime Arbitrators”）（SMA）和海仲等为首的机构构成海事仲裁案件审理第二梯队。海仲在亚洲的竞争对手还包括香港海事仲裁协会（“Hong Kong Maritime Arbitration Group”）（HKMAG），新加坡海事仲裁协会（“Singapore Chamber of Maritime Arbitration”）（SCMA），东京海事仲裁协会（“Tokyo Maritime Arbitration Commission”）（TOMAC），首尔海事仲裁员协会（“Seoul Maritime Arbitrators Association”）（SMAA）等。

海仲受案量偏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

1. 外国当事人：海事仲裁在国际上以临时仲裁为主，但海仲却是机构仲裁，限于现行中国《仲裁法》不允许临时仲裁，这导致其和中国有关的海事仲裁业务被其他临时仲裁分流，难以享有主场优势。

2. 中国当事人：因为同样是机构仲裁，同样是位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贸仲，北仲，上仲和深仲都比海仲规模上大一些，特别是在海仲的仲裁员可以在这些不同仲裁机构兼任，国际贸易和海事纠纷也都是这些机构仲裁的主要业务之一，各方都在竞争同一类业务，海仲难以在中国仲裁机构之中具有比较优势。

（三）海仲两种改革方案：混合制/半开放式仲裁和完全临时仲裁

英国著名临时仲裁专家James Clanchy在其文章中说明，海事仲裁在全球有不同的形式，包括临时仲裁、机构仲裁和混合仲裁[9]：

“海事仲裁有不同的形式，临时的、机构的和混合的。每一种都有其优点，并将适合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当事人。例如，相对不熟悉海事仲裁的当事人可能希望由一个非专业但受尊重的机构监督仲裁过程。另一方面，当事人可能更喜欢在特别仲裁中直接接触仲裁员所带来的速度、成本节约和保密。应保留这种多样化的仲裁方案，这符合国际海事仲裁界所有成员的利益，特别是商事当事方，即仲裁的使用者本身的利益。”

根据海仲的机构仲裁历史，特别是海仲现在的机构仲裁架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笔者建议引入混合/半开放式仲裁，即维持海仲现有的机构仲裁特色不变，结合《仲裁法》修订契机，适度发展临时/专设仲裁，扩大海事仲裁受理案件数量，或者是为临时/半开放式仲裁提供仲裁服务支持。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海仲完全改为临时仲裁，即海仲转变为和LMAA和SMA一样以临时仲裁为主的机构，以吸引最大数量的外国当事人在中国进行海事仲裁。但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征求意见稿》框架下，这样的完全转型并不现实。

在《仲裁法》颁布实施细则之前，我们认为海仲的混合制半开放式临时仲裁改革应当围绕着最高法院的“三个特定标准”进行，用差异化营销方式扩大海仲规模和影响力，缩小与国外海事临时仲裁协会和国内商事仲裁机构的距离：　

1. 特定地点：海仲将是中国在海事仲裁领域引进临时仲裁的最好实验平台，因为海仲在诸多自贸区和港口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和办事处。笔者认为，中国和美国同为国际贸易大国，因此海仲应当对标1963年成立的目前已受理数千件案件的纽约海事仲裁员协会；

2. 特定规则和特定人员：借力海事临时仲裁发展成果，海仲可以在机构仲裁的规则和人员方面加强商事仲裁的混合仲裁尝试，给予中外当事人最多的选择和最大的自主权，从而在与国内其他仲裁机构的竞争中胜出！

3. 差异化推广海仲建议：海仲推广差异化定位可吸引很多原本有中国联系但不打算在中国仲裁的跨国公司案件在海仲审理。之前，如果某个与中国有联系的争议的外国当事人，出于保密或者其他考虑不愿意选择中国机构仲裁的话，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到国外仲裁，要么选择机构仲裁，要么选择临时仲裁，反正是除了裁决需要在中国法院执行之外都和中国无关了。但是一旦中国及海仲引进了临时/专设仲裁，对于这些外国当事人来说，只要海仲的临时/专设仲裁在同等条件下优于或者等于外国的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理论上他们会首选海仲仲裁。同理，海仲通过半开放式仲裁改革进行差异化定位营销也能吸引更多中外公司到海仲进行商事仲裁！

对于海仲而言，最差的结果就是只赚到了场地费，旅馆费和餐饮费；中间的结果是还额外赚到了仲裁支持费，如翻译费和其他服务费；最好的结果就是进一步还赚到了律师费及其他法律增值费，扩大了海仲的国际商事仲裁市场规模和影响力，刺激了消费和培养了高端涉外法律人才。

1）修改海仲仲裁规则，引入临时/专设仲裁，根据海仲实际情况，依托海仲在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分支机构及其规则进行混合制/半开放式仲裁改革，为临时/专设仲裁提供服务支持；

2）挑选优秀仲裁员进行海事临时/专设仲裁培训和国际交流；

3）在全世界和中国国内大力宣传海仲的临时/专设仲裁，或者混合制/半开放式仲裁。

当然，类似的尝试因为《征求意见稿》尚未完成而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某些国有海运海商企业并不一定愿意在立法尚未完成之前在中国范围内积极尝试海事临时/专设仲裁，但是只要海仲与最高人民法院紧密配合，实践三个“特定标准”，海仲及中国海事争端解决就将成为《仲裁法》修改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4] 2016年最高院意见第9条第3款规定（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网http://cicc.court.gov.cn/html/1/218/62/84/410.html）2021年最高院意见第19条规定（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92921.html）

[5] 例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官网“办事服务”项下可下载《内资公司设立登记告知单》，其中规定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内资企业所需材料及办事流程等（http://www.china-shftz.gov.cn/down/%E6%B5%A6%E4%B8%9C%E5%B8%82%E6%B0%91%E4%B8%AD%E5%BF%83/%E5%B8%82%E5%9C%BA%E7%9B%91%E7%AE%A1%E5%B1%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8%AE%BE%E7%AB%8B%E8%87%AA%E8%B4%B8%E5%8C%BA.doc），2021年9月18日登录。

[6] 数据来源：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官网“关于我们-海仲简介”部分内容（http://www.cmac.org.cn/%e6%b5%b7%e4%bb%b2%e7%ae%80%e4%bb%8b），2021年9月18日登录。

[7] CIArb, The Advantages of London Ad Hoc Maritime Arbitrations, CIArb Features (12 March, 2019) , https://www.ciarb.org/resources/features/the-advantages-of-london-ad-hoc-maritime-arbitrations/

[8] James Clanchy, Arbitration statistics 2020—from sole arbitrators to no arbitrators, LexisNexis Dispute Resolution (24 August, 2018), https://www.lexisnexis.co.uk/blog/research-legal-analysis/arbitration-statistics-2020-from-sole-arbitrators-to-no-arbitratorsLexisNexis.Craig Tevendale, Rebecca Warder, Ad Hoc Arbitration Continues to Thrive in London: The Latest Statistics,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Arbitration Notes (24 March, 2021) , https://hsfnotes.com/arbitration/2021/03/24/ad-hoc-arbitration-continues-to-thrive-in-london-the-latest-statistics/.

[9] James Clanchy, Ad hoc Arbitration and Its Enemies，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ritime Arbitrators(ICMA XXI), Rio de Janeiro, 9 March 2020, Arbitration: The Int'l J. of Arb., Med. & Dispute Mgmt 86, no. 4 (2020):536–551.

内容来源

• 《仲裁法》修订建议系列文章（一）：最高人民法院“三个特定标准”助力《仲裁法》引入和实施临时/专设仲裁　[刘驰、赵喆，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 《仲裁法》修订建议系列文章（二）：临时/专设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各方利益平衡　[刘驰、赵喆，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 《仲裁法》修订建议系列文章（三）：临时/专设仲裁对于仲裁人才的新要求　[刘驰、赵喆，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 《仲裁法》修订建议系列文章（四）：新《仲裁法》为中国海事仲裁委发展混合式仲裁提供了法律依据　[刘驰、赵喆，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作者介绍

	刘驰 |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刘驰律师为中国及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在国际项目及负责商事争议解决，体育影视娱乐等领域有丰富的法律执业经验，是数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仲裁员。 刘律师现在北京数个知名法学院任客座教授和讲师，即将出版《涉外律师职业规划及法律文书写作指南》一书。
附：刘驰律师仲裁机构任职情况 1.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 仲裁员 2.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CMAC） 仲裁员 3.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 仲裁员 4.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中心（SHIAC） 仲裁员 5.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 仲裁员 6.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 仲裁员 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WIPO） 仲裁员 8.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CIARB） 会员（Me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