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中指出，在合同书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

【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

商事活动中的职务行为不同于一般自然人之间的代理行为。法定代表人是由法律授权，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其有权代理或者代表公司整体意志作出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代表公司所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职务行为。一个有职务身份的人使用不真实的公司公章假意代表公司意志从事民事活动，该行为是否对公司产生效力，不能仅仅取决于合同所盖印章是否为公司承认的真实公章，亦应当结合行为人所为之行为是否属于其行使职权的范围，即在假意代替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之时是否存在能够被善意相对人相信的权利外观。即使未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亦或是合同订立者擅自加盖虚假公章的，只要是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理人代表公司而为的职务行为，并且其在合同书上的签章为真实的，仍应当视作公司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

王力民作为大复盛公司法定代表人不经程序私刻公章的行为无疑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就其民事行为而言，因相对人并不知情和无法知情而不能否认王力民使用其公章从事民事行为的效力。……大复盛公司不能以王力民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所加盖的公章为私刻公章，与大复盛公司原始公章以及金港公司受让股权后新刻制公章不同为由，从而否定相对人因信赖对其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可。

本院认为，经查明，翁炎金在借条、协议书、借款担保协议书上加盖万翔公司印章时系该公司的董事长，但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2006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但从实践情况看，在公司设有董事长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并且，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同时，翁炎金还是万翔公司的股东，且在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时持有万翔公司的公章，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翁炎金私刻，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游斌琼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本院认为，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炎金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梁化同与湛江一建自2009年至2012年存在挂靠关系，期间梁化同曾以湛江一建名义承接了乌斯太工程，湛江一建为此向梁化同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此外，梁化同还以湛江一建的名义承建了600mw工程。……故梁化同与湛江一建对于600mw工程仍构成挂靠关系……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化同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化同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增江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化同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化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无效、其不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判断，并不因为陆某构成骗取贷款罪而必然导致其与润元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陆某以加盖伪造印章的方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骗取润元公司贷款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骗取贷款罪，应当据此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合同法上，其行为构成单方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润元公司享有撤销权。因润元公司未按照该条规定主张撤销案涉借款合同，故二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本院经审查认为，重庆群洲公司在设立云南分公司时，向昆明市盘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明确云南分公司负责人为梁裕霖，该“申请书”盖有重庆群洲公司认可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重庆群洲公司内部文件《关于成立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通知》（渝群实集司发[2011]15号）不仅明确重庆群洲公司成立云南分公司而且任命梁裕霖为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因此，重庆群洲公司对云南分公司的存在、梁裕霖代表该分公司进行经营活动明知且认可。重庆群洲公司云南分公司有权委托朱惠德开展经营活动，朱惠德接受重庆群洲公司云南分公司委托，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之法律后果应当由重庆群洲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查，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在重庆群洲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诉讼活动中均曾使用过。……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尽管其主张公章伪造，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朱惠德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

本案中，《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印文虽经青海创新公司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认定与其在西宁市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符，但青海创新公司确认其曾使用过的公司印章不止一枚，洪英难以有效识别《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印章是否为青海创新公司曾使用过或正在使用或在公安局备案登记的印章。本案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两份《担保保证书》均对青海创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青海创新公司应当向洪英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妥。

根据本案证据显示的内容，鲁泉公司成立后，没有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公章备案；鲁泉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一审法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可反映，鲁泉公司的两枚公章在公司年检、经营管理中均先后使用过。鲁泉公司主张合同上加盖的该枚公章系刘法亭私刻使用、鲁泉公司不认可，但就此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且与案件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况且，陈怀深作为与鲁泉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鲁泉公司使用的印章。至于鲁泉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鲁泉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借款合同》中加盖的中实公司印章未经公安机关备案，是在诉讼过程中才得以查实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杜日胜在合同签订时即对此知晓。凭借签约代表是中实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杨伟斌以及印章字样与中实公司名称一致这两点，杜日胜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枚印章代表中实公司意志。何况，签约时中实公司的股东余丽华并未对杨伟斌代表公司签约提出异议。如果仅以使用的印章未经备案为由就否定签约的效力，那民事主体在签约前就必须通过鉴定来核查对方使用的印章是否为备案印章。这显然既不现实，也不利于交易安全和实现公平。……未使用备案印章，并不能当然否定企业法人意志的存在。就本案来说，《借款合同》并没有约定杨伟斌的签字仅代表其个人。因此，即使合同上并未加盖中实公司的印章，杨伟斌的签字也将具有双重效果，可以视为杨伟斌同时以个人身份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作出意思表示。

即使如港务公司上诉所称田某所加盖的公章是伪造，因田某当时是港务公司的总经理，那么加盖伪造公章的行为也属于港务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而非合同相对人国泰公司的行为。而且，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通过前述分析，田某签订202号保证合同的代理行为对港务公司有效，故即使202号保证合同没有加盖港务公司的公章，也足以认定该保证合同成立。

该案当事人关静玉虽然持有金泰公司公章以及原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并加盖该两枚印章签署协议，并且也出具了加盖有该两枚章的授权委托书，但最终法院认定系无权代理。理由一是相对人此前未与关静玉有过业务往来，且知道关静玉并非金泰公司员工，此事，虹艳公司理应对关静玉是否具有代理权进行查证核实，以尽到一个善意相对人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二是关静玉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中“法定代表人”处加盖的是姚尔强的私章，但在此一年多以前，金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已变更为杜青，并在工商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关静玉提供的金泰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也已过期作废，对此类明显瑕疵，虹艳公司均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即便虹艳公司主观上确实不知，然如能稍加注意，略加查证，即可明辨识别，但虹艳公司怠于查实，主观上无疑具有过错。……凡此种种，无一不有悖于正常的交易惯例，也可以证明虹艳公司在本案中难谓善意相对人，表见代理制度自无适用的余地。

一、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二、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另案审理中作出的鉴定意见，只宜作为一般书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鉴定意见只能在本案审理中依法申请、形成和使用。

关于本案借款主体的认定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翁小华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2009年7月30日的《借款还款协议书》表述的借款主体为黄红威，翁小华、黄红威在公安机关的询（讯）问笔录中亦陈述本案借款主体为黄红威，尽管案涉《借款还款协议书》加盖了稠城公司的公章，但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稠城公司已就公章加盖的过程作出合理说明，翁小华在公安机关的询（讯）问笔录中亦陈述稠城公司在借款还款协议书上的公章系稠城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士进在见证人处签字后其拿去稠城公司加盖在乙方处，原审未依据加盖在借款还款协议书上的稠城公司印章认定稠城公司系借款人，相应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锦宏公司主张750万元的借款，提供了借条、转款凭证、姜旭和葛世义的电话录音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资金到位明细表》等主要证据。对于上述证据，一方面，借条上加盖的印章虽然真实，属于汇鑫公司所有。但借条是打印在汇鑫发展公司的信笺上，且借条上印章属于黑压红，即先盖章后打字，不符合行文习惯。故借条的形成有违常规，本身存在明显瑕疵，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借款关系是否存在的依据，还应结合相关证据来进一步判断。

案件基本事实：

2011年3月15日，协信房地产公司（发包方，甲方）与第三人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公司（承包方，乙方）签订《总承包施工合同》。

2011年4月9日，原告旨新公司（供方，乙方）与第三人新华夏武汉公司（需方，甲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合同上甲方加盖的公章为福建新华夏建工有限公司协信·天骄名城项目经理部的印章，林金海在该合同上签名。一审、二审法院认为，《钢材购销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所盖的公章福建新华夏建工有限公司协信·天骄名城项目经理部系私刻，并非新华夏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系项目部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协信·天骄名城项目经理部实际与原告旨新公司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

2011年6月29日，被告新华夏公司（分包人）与第三人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西部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上分包人加盖的公章为福建新华夏建工有限公司印章及江年宗的私章，委托代理人林仁兴在合同上签名。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所盖的新华夏公司公章系第三人林仁兴、林金海、胡家伟三人伪造，并非新华夏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同无效。

2013年5月20日，原告旨新公司（乙方）与被告新华夏公司（甲方）、胡家伟（丙方）签订《付款协议》。合同上甲方加盖的公章为福建新华夏建工有限公司印章，胡家伟在该合同上签名。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对账单》、《补充协议》、《付款协议》及《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上所盖的新华夏公司公章并非新华夏公司公章。被告新华夏公司对合同签订并不知情，且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应不承担责任。

最高院观点：

最高院查明，胡家伟于2014年12月9日出具《承诺书》称，胡家伟、林金海、林仁兴三人合作承办涉案工程项目，私刻福建新华夏公司公章用于签订与中建三局二公司劳务合同。以上事实足以表明，武汉新华夏公司及胡家伟等人冒用福建新华夏公司名义签订并实际履行涉案合同文件。原审判决认定福建新华夏公司并未签订涉案相关合同文件，是正确的。

最高院认为，以上事实足以表明，武汉新华夏公司及胡家伟等人冒用福建新华夏公司名义签订并实际履行涉案合同文件。合同如系假冒他人名义签订，相关当事人依法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或宣告无效，当事人不请求撤销或宣告无效的，冒用人应当自行承担因相关合同签订与履行引发的法律责任。就本案而言，在对方当事人未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涉案合同或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武汉新华夏公司及胡家伟等人作为冒用人应当自行承担合同相关责任。

争议焦点之一：

关于座谈会纪要是否成立的问题

最高院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葛洲坝集团公司持有葛洲坝基础公司83.66%股份，座谈会纪要明确约定葛洲坝集团公司委托葛洲坝基础公司签订该纪要，葛洲坝基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献勇以及该公司覃建庭等4名领导班子成员亦在该纪要上签名；曾代表葛洲坝集团公司在涉案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名的张吉顺，亦是施工合同约定的项目部经理，也代表葛洲坝集团公司签名，可见赵献勇、张吉顺等代理签订座谈会纪要的行为并非中汇油品公司辩称的无权代理。2016年3月22日，葛洲坝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再次书面确认葛洲坝集团公司委派葛洲坝基础公司签订座谈会纪要，并完全认可该纪要。中汇油品公司法定代表人韩锡定和中汇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欧松亦在该纪要上签名，对座谈会纪要明确约定葛洲坝集团公司委托葛洲坝基础公司签订该纪要并无异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中汇油品公司和中汇投资公司应承担与该纪要有关的民事责任。

葛洲坝集团公司是否必须在座谈会纪要上签字或盖章，因存在其委托葛洲坝基础公司代理进行民事行为的特殊情况，应根据代理的有关法律规定和案件具体事实情况进行判断。

本案中葛洲坝基础公司受葛洲坝集团公司委托，与中汇油品公司和中汇投资公司进行协商及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座谈会纪要的签署部分，葛洲坝基础公司的代表进行签字，而没有再特别注明是葛洲坝基础公司代理葛洲坝集团公司签署，但不能以此否定代理关系，应认定其代表葛洲坝基础公司进行的签署，实质是完成葛洲坝基础公司代理葛洲坝集团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葛洲坝集团公司于事后确认及一审法院认定该公司对葛洲坝基础公司的谈判和签字代表的直接委派和授权，并未违背该法律关系的实际效果。在葛洲坝集团公司并无异议的情况下，该座谈会纪要直接对葛洲坝集团公司和中汇油品公司及中汇投资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情况下葛洲坝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该公司加盖印章与否，对于该座谈会纪要作为葛洲坝集团公司和中汇油品公司及中汇投资公司之间的合同之成立及生效，并无实质影响。此外，《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本案即使认定为葛洲坝基础公司是以自己的名义与中汇油品公司和中汇投资公司进行磋商及签约，在中汇油品公司签订座谈会纪要时已经明确知晓葛洲坝基础公司与葛洲坝集团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该座谈会纪要仍应直接约束中汇油品公司、中汇投资公司和葛洲坝集团公司。

案情简介：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张某与投保人王某是同学关系。在张某向王某推销保险产品时，王某在外地出差，于是王某让张某到自己家中找自己的妻子收取保险费。张某遂到王某家中找到王某的妻子取得了保险费，并代替王某在投保书上签字。投保书所记载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王某，投保的险种为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为终生，交纳保险费期限为20年，每年应交纳保险费金额为2000元。王某出差回到北京以后，张某将保险合同及保险费发票交给了王某。此后，王某每年正常交纳保险费，累计交费12000元。直到2006年，王某、张某关系恶化，王某遂起诉保险公司，以投保书不是自己亲笔签字为由要求退还全部保险费。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王某在张某代其签署投保书后，取得了张某转交的保险合同文本及保险费发票，应视为其对张某所实施的代签约行为已经明知。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王某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各年度保险费的行为，即属于以积极参与合同履行的方式表达了其对于张某代其签约行为的追认。据此，法院认定王某追认了张某代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因此，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亲自签章。保险业务员代为签字，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