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资

2. 股权转让

3. 公司治理架构

4. 股东权利保护

1. 资本制度

2. 股份转让

3. 公司治理架构

注：上文有限责任公司章节解读的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股东会可解任董事的条款同样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可参见前文“有限责任公司相关-3.公司治理架构”。

4. 股东权利保护

注：上文有限责任公司章节解读的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决议撤销、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决议不成立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决议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之诉的效力，同样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可参见前文“有限责任公司相关-4.股东权利保护”。

除上文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亦适用于上市公司外，本次关于上市公司的专项修改主要集中在增加章程必备条款、明确审计委员会职权、强化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信息的披露、禁止控股子公司交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基本均为对于目前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交易所监管要求的吸纳及位阶上升，预计后续《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也将相应修订加以体现。

注：除国家出资公司章节有专项规定的事项外，国家出资公司还需根据其类型分别适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市公司章节相关内容。

注：除前述内容外，在出资、财务资助、利润分配、减资等多个条款下均规定了董监高应尽义务及未有效履职情形下的赔偿责任，提请关注。

鉴于注册资本全面认缴制在我国施行以来，实践中股东承诺的认缴出资数额巨大、缴付期限过长等现象屡见不鲜，因“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引发的司法纠纷亦大量涌现且数量呈上升趋势[1]，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作出了一定限缩，要求“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强制规定有限公司股东最长认缴出资期限，同时明确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可以对注册资本实缴及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期限作出特别规定，为重点行业领域设定短于五年的认缴期限留出制度空间。该项修订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修正完全的注册资本认缴制在适用中产生的弊端，促使股东投资时更加理性地评估自身资产状况和经营需求，并保障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合理预期，降低交易风险及公司经营的不稳定性。而以五年作为最长出资期限标准，则是参照登记机关统计的企业平均生存期限而定。但新公司法关于认缴出资最长期限的规定在如今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也可能进一步挫伤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并引发更多公司注销、减资及公司诉讼等问题。

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该规定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6条规定[2]基础上，将原则上不支持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仅在两种特定情形下（一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二是公司债务产生后，股东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方可允许出资加速到期，转变为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常态化，只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可要求出资期限尚未截至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突破了破产程序的限制，可一定程度上减少债权人申请公司破产的情况，有助于贯彻商法上的企业维持原则。另一方面，我国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最长认缴期限并使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常态化后，也可能导致注册资本认缴制的灵活筹资功能被削弱。

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规定，有限公司成立后，董事会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负有核查义务，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应由公司向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未履行上述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承担赔偿责任。股东未按公司书面催缴书载明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向股东发出失权通知，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即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该等丧失的股权应依法转让，或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六个月内未转让或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股东对失权有异议的，应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30日内提起诉讼。

上述新增规定，一方面明确了董事会的资本充实责任，区分履职情况不同的董事，对导致董事会未履行对股东出资核查及催缴义务的董事，苛以赔偿公司损失的责任，避免了集体责任制的弊端；另一方面，对股东出资不实的行为进行了有效制约，有助于督促股东及时缴纳出资，保护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并为失权股东提供了权利救济途径，有助于避免因股东失权制度的滥用而损害股东权益。

就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而言，新法对股东有权查阅、复制的资料范围增加了股东名册，对股东有权查阅的资料范围增加了会计凭证，扩大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对象，有助于改善法院基于裁判依据缺失而对是否支持股东查阅会计凭证的诉求犹豫不决甚至对查阅材料范围持保守态度的困境[3]。同时，新法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修订）》（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关于股东有权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中介机构行使查阅权的规定，并删除了需有股东本人在场的限制[4]，强化了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

就股份公司股东知情权而言，新法在规定股东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相关资料享有查阅权的基础上，增加了股东对该等资料的复制权；此外，增加规定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股3%以上的股东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并赋予公司章程对有权查账的股东持股比例作出较低规定的权利；同时将股份公司股东查账权的前置程序和保密义务等规定与有限公司的规定保持一致。

基于我国公司集团化日益明显的趋势，新公司法还分别针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增加了股东可以查阅、复制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资料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股东知情权的范围。

股东知情权纠纷之诉作为公司股东了解公司经营及财物状况的手段，往往也是公司控制权争夺以及其他公司诉讼的基础性程序，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维护自身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修订后的公司法从多个层面加强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顺应了实务中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裁判需求。

就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其一，修订后的公司法取消有限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需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规定，改为仅需通知其他股东即可，并参照《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关于认定股权转让“同等条件”的规定[5]，在法律层面明确了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书面通知的具体事项，包括股东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该修订简化了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程序，并为股东履行通知义务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有利于保障转让股东的转股自由以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二，新法增加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应书面通知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办理变更登记，并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修订）》（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6]，针对公司拒绝或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情形，赋予了转让人和受让人起诉救济的权利，明确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有权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该项修订有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股权转让后变更登记难的问题。其三，新公司法还在吸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7]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瑕疵出资股权转让责任承担的规定，即应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瑕疵出资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就股份公司股东的股份转让，修订后的公司法细化了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份自由转让的原则性规定，明确股份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可对内向其他股东转让，也可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并赋予公司章程规定转让受限股份转让规则的权利，与类别股的规定相衔接。

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也进行了修订。针对有限公司新增一项适用情形，即公司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股东亦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该项修订借鉴了国外股东压制的救济规则，针对大股东滥用权利的情形，为中小股东提供了退出公司的途径，有利于加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并缓解公司解散制度的适用，为公司僵局提供更多解决机制[8]。针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新公司法亦赋予了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但相比于有限公司，在适用情形上删除了公司合并、分立的情形。该项修订有助于解决封闭性股份公司中股东压迫问题。而关于回购股权的处置方式，新法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统一规定，公司收购股权后，应在六个月内转让或注销。

新公司法增加董监高忠实、勤勉义务条款的细化规定，明确忠实义务为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勤勉义务为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新公司法完善了限制董监高关联交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及同业竞争的规定。其一，就关联交易，新法增加监事作为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限制对象，规定董监高应对关联交易进行报告等信息披露义务，并在现行公司法对关联关系定义的基础上，通过列举加兜底的方式规定关联方包括董监高的近亲属、董监高或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监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其二，就禁止谋取公司商业机会，新公司法规定董监高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将监事增列入禁止的对象范围，同时规定两项禁止谋取商业机会的除外情形，包括已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并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通过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不能利用该商业机会的。其三，就禁止同业竞争，新公司法规定董监高未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新增监事作为同业竞争的义务主体，并增加董事会作为豁免同业竞争的机关。其四，新公司法增加规定在关联交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和同业竞争情形下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规定。

新公司法对于董监高义务的强化还体现在：（1）规定有限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出资的核查和催缴义务以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的赔偿义务；（2）规定股东抽逃出资的，除股东应返还出资外，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监高应就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与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增加违反规定提供财务资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监高应承担赔偿责任；（4）增加董事、高管职务行为致他人受损的责任规定，即原则上应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董事、高管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也应承担赔偿责任；（5）将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范围扩大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董监高，构建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新公司法在加重董事责任的同时，还引入了董事责任保险规定，即公司可在董事任职期间为董事因执行公司职务承担的赔偿责任投保责任保险，同时明确投保或续保后，董事会应向股东会报告责任保险的投保金额、承保范围及保险费率等内容，为降低董事的履职风险提供了制度渠道。

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责任强化，新公司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增加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虽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也应负有董监高的忠实、勤勉义务，强化了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约束；二是借鉴了英国公司法上的“影子董事”条款[9]，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管从事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管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10]在公司法上的具体化，有助于规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行为，降低其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修订后的公司法对股东提起决议撤销之诉的情形增加了除外规定，即股东会、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或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无法提起决议撤销之诉。该修订迎合了司法实践的需求，有助于避免滥诉。而对于股东提起决议撤销之诉的期限限制，新法在原“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规定基础上，增加了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的股东提起决议撤销之诉的期限规定，即“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修订后的公司法还吸收了《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11]，新增股东行使决议撤销权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实现了民商事法律规定之间的有效衔接。

修订后的公司法吸收《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12]，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决议不成立的四种情形，较之司法解释的规定，新法采取有限列举的方式，删除了“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同时进行了条文表述的优化。

修订后的公司法还吸收《民法典》第八十五条[13]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六条[14]内容，规定决议被宣告无效、撤销或确认不成立的，公司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在法律层面确立了公司决议存在效力瑕疵的后果。

对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一般适用规则，考虑到司法实务中横向法人人格否认裁判依据缺位的现状，新法增加规定，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各公司应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该项修订在法律层面确立了非母公司的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直接规范依据，有助于使司法实务中对相关纠纷的裁判告别需参照适用顺向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的局面，降低司法裁判的技术难度[15]。

而对于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特殊规则，新法在取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一节的背景下，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而将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包括一人股份公司在内的所有形式的一人公司。

总体而言，新公司法面向实务中形式多样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的情形，扩大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有助于进一步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

在2017年4月24日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16]的基础上，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均可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同时，对股份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要求及表决权行使作出具体规定，即股份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需为三名以上，过半数成员不得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得与公司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审计委员会作出决议，应经成员过半数通过，表决应一人一票。新法增设审计委员会的规定，有助于在公司治理中监事会制度严重失位的情况下，对董事会形成监督和制约。

关于董事的离任，新公司法增加了董事主动辞任和被动解任两种离任方式的规定，统一适用于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就董事主动辞任而言，新法规定，董事辞任应书面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辞任即生效，且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30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修订可防止董事辞任后还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从事法律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害，同时也有助于避免法定代表人无法确立、造成公司治理混乱的情况。就董事被动解任而言，新法规定，股东会可决议解任董事，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无正当理由，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的，该董事可要求公司予以赔偿。该规定承袭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2020修订）》（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的规定[17]，从法律层面赋予股东会有权无因解任董事的权利，体现了股东会中心主义治理结构的立法倾向，但也可能加剧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局面。

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规定，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且董事会决议应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与股份公司的规定保持一致。新法同时取消了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13人上限的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作用。

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的全部股份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择一采用面额股或无面额股。采用面额股的，每一股金额相等，面额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票面金额，发行面额股的每股金额应在公司章程中载明；采用无面额股的，应将发行股份所得股款的1/2以上计入注册资本；且公司可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面额股和无面额股进行转换。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新法引入允许折价发行的无面额股，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融资效率，优化营商环境。

修订后的公司法吸收2013年《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在法律层面正式引入类别股。其一，新法规定公司可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三种与普通股权利不同的类别股，包括（1）优先或者劣后分配利润或者剩余财产的股份，（2）每一股的表决权数多于或者少于普通股的股份，（3）转让须经公司同意等转让受限的股份，并设置了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类别股这一兜底条款。同时限定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在公开发行后不得发行第（2）项表决权型、第（3）项限制转让型类别股，且公司发行表决权型类别股的，对于监事或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更换，类别股与普通股每一股的表决权数相同。其二，新法明确了公司章程应载明的类别股相关内容，包括类别股股东的股份数及其权利和义务，类别股分配利润或剩余财产的顺序、表决权数、转让限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措施，以及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规定的其他事项。其三，新法吸收《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明确了类别股股东表决权的行使规则，即发行类别股的公司，对于需出席股东2/3以上表决权通过的特别决议事项等可能损害类别股股东权利的事项，除经股东会决议外，还应经出席类别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通过，同时授权公司章程规定需经类别股股东会决议的其他事项。新法引入类别股的规定，迎合了实践中对股东权利的多元化需求，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刺激投资。

新公司法的另一重要突破在于引入授权资本制，允许股份公司章程或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三年内决定发行不超过已发行股份50%的股份，并要求相应董事会决议应经全体董事2/3以上通过，而以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仍应经股东会决议。同时规定股份公司发起人应在公司成立前按照其认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授权资本制的引入，使得公司不必一次性发行全部股份，而是授权董事会后续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外部市场环境决定发行资本，有助于降低公司设立难度，简化股份发行程序，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机动性及融资效率，激发投资热情。但另一方面，授权资本制使得公司章程载明的公司资本仅停留在纸面，可能导致公司资本与公司实际资产存在较大差距，公司债权人难以判断公司实际资本状况，从而增加其聘请专业机构审计评估公司资产的交易成本甚至危害交易安全[18]。

本次公司法修订，在体例上增加“公司登记”和“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两章，由原来的十三章变为十五章，新增的“公司登记”作为第二章，在现行公司法的基础上，提取原分列于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章节项下有关公司登记的事项，统一以专章共12个条文（第29-41条）进行系统化规定，优化了篇章结构。

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公司设立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的保证义务规定，并吸收我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采用列举方式明确规定了六项公司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此外，修订后的公司法新增公司对非登记事项进行公示的义务，采用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将有限公司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股权、股份变更信息，行政许可取得、变更、注销等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信息规定为公司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事项，有助于提高相对人获取公司信息的效率，降低与公司的交易成本。

新法明确规定变更登记申请书由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可避免原法定代表人不配合签署申请书而导致无法完成变更登记的实务困境，并降低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已在公司内部履行经营管理职责，但对外公示的登记信息与实际不符、导致责任主体不清的风险。

新法还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公司登记的法律效力，即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同时明确规定虚假登记的，登记机关应予撤销。在法律责任方面，针对虚假登记的，新法在对公司责任进行优化修订外，还增加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罚则，可更为直接地遏制潜在违法行为，提升法律威慑力；同时，新公司法针对不按照规定公示或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的情形，增加了对公司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罚则，在法律后果上为公司切实履行公示义务提供保障。

1、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上限为五年

新《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五年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长出资期限，不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法》另行作出规定）。
（2）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① 仍适用认缴制而非实缴制。即在公司注册登记时，股东可以不实际缴纳出资，而是允许在出资期限届满之前缴足。我国注册资本认缴制始于2013年《公司法》，2013年《公司法》全面推行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废除实缴期限制。
② 在五年以内，授权公司章程对具体出资期限作出规定。
③ 授权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另行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期限作出规定。

2、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全面改为实缴制

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同样适用注册资本认缴制。新《公司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应当在公司成立前按照其认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基于此规定，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认缴制调整为实缴制，发起人缴纳股权的时间为“公司成立前”，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门槛将大为提高。

3、新增实缴资本强制公示制度

公司应当按照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下列事项：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权、股份变更信息；（三）行政许可取得、变更、注销等信息；（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信息。

1、公司董事会有义务在公司成立后及时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并对未足额出资的股东以公司的名义发出书面催缴通知，该规定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2、董事如果未及时履行股东出资核查义务，属于未尽到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忠实、勤勉义务，由此造成公司的损失由该董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董监高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股东抽逃出资的，股东应当返还抽逃的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股东失权的程序。公司发出书面催缴书→宽限期届满（不少于60日）股东未足额出资→董事会作出发送失权通知的决议→公司向股东发出失权通知。

2、股东失权后，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之一处置相应注册资本：
（1）转让。丧失的股权可以依法转让，由失权的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履行出资义务。
（2）减资。对于不实的出资，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减少相应注册资本并注销该股权。
（3）其他股东缴纳。对于不实的出资，在六个月内未既未转让也未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

在新《公司法》之前，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主要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6条。《九民纪要》原则上不支持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仅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下允许加速到期：一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二是公司债务产生后，股东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基于新《公司法》的这一规定，只要举证证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可要求股东提前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这一新规的实施，增强了债权人的权益保护力度。

1、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增加了转让人对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针对此类股权转让，转让人在股权转让后是否仍对未缴纳的出资承担责任，此前没有法律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要求转让人承担责任。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撰写的（2022）沪01民终971号案件（全国法院系统2022年度优秀案例优秀奖）案例分析中，作者认为，转让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的行为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时，出资责任因受让股东继受而免除，仅在转让股东以逃废债务、逃避出资义务为目的转移风险的情况下，转让股东应当对受让股东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新《公司法》未再区分转让股东是否属于恶意转让，而统一要求转让股东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2、转让出资不实的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应对不实的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知道此出资瑕疵的不承担责任。新《公司法》该规定，全面吸收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

1、从新《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表述来看，新《公司法》施行以前设立的公司，溯及适用新《公司法》出资期限的规定。公司出资期限超出新《公司法》规定期限的，应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逐步调整至符合新《公司法》规定的状态，基于前述情形，相关股东需要逐步完成认缴注册资本的实缴。

2、对于不愿实缴或没有能力实缴的股东，将按照新《公司法》关于出资不实股东的失权制度的规定进行处置，选择转让、减资或其他股东出资的方式作出处理，详见第三部分解读。

1986年作为我国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第一次从法律上确定法定代表人制度。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根据该规定，法人代表仅指法定代表人，且法定代表人仅能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七条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其第四十五条规定，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现行《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从这些历史的痕迹看，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强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该是公司的“领导者”。

于2021年1月1日生效《民法典》对法定代表人制度进行了修改，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新《公司法》借鉴《民法典》该条款的规定，在其第十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担任。新《公司法》将法定代表人的担任主体赋予由章程的约定。即公司章程可以约定由董事会授权任何一名或者多名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再强制性将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确定为法定代表人的担任主体，放权给公司自治，更具灵活性。

新《公司法》对法定代表人制度的重构，将法定代表人回归其“代表人”的法律属性，弱化商事主体的“官本位”思维。

英、美国家是单层制的公司架构，公司治理机构由股东会和董事会组成。董事会兼有经营和监督之责，公司可设立独立董事，但不设置监事会。而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双层制的公司治理架构，由股东会、监事会和董事会组成，董事会不设独立董事。而监事会作为董事会上位机构，享有董事任免权、报酬决定权、重大决策权和监督权等权利。

从1993年《公司法》至今，我国公司治理制度沿袭大陆法系传统，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双层架构，在上市公司中又借鉴了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独立董事。在此背景下，新《公司法》引入单层制，为公司治理结构提供可选方案，为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

新《公司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三名以上，过半数成员不得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得与公司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新《公司法》赋予公司可以在章程中自行选择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单层制还是双层制或者既设置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监事）又设置审计委员会这样架构的混合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公司既设置审计委员会又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则需要将这两个监督机构的职能在章程中进行约定，以更好发挥各自的监督作用。

新《公司法》引进单层制的公司治理机构，丰富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对市场主体自行设计符合其公司发展的治理架构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监事会（监事）不再是强制设置机构。在引进单层制的公司治理架构的同时，本次新《公司法》将设置公司的监事会（监事）作为任意性规范进行了规制。新《公司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设置一名监事，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也可以不设监事。其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设置一名监事，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该条意味着，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不再设立监事会（监事）这样的监督机构。但是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如果也没有设置审计委员会，则需要至少设置一名监事。

其次，简化非上市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设置。新《公司法》尊重市场主体的实践，将现行《公司法》中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置移转到了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行使本法规定的董事会职权。

新《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也符合公司商事的实践。因为规模较小或者公司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一般也是公司的决策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归于一人，减少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这样的监督机构或者执行机构，降低代理成本，是对公司自治的尊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规模较小和股东人少较少的量化标准是否需要统一规制，笔者认为也可以完全赋予股东根据公司治理需要自行考量。

借鉴英美法系公司治理的经验，并参考中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实践，本次新《公司法》中创设设立审计委员会的重大制度创新。

我国关于审计委员会制度的确立始于2002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率先在上市公司中设置审计委员会。其后国务院办公厅在2017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中的董事会建设部分提出，“董事会应当设立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咨询，其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应由外部董事组成”，提出了在国有企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2023年4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成员全部由非执行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审计委员会承担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公司内部控制等职责。财务会计报告及其披露等在重大事项应当由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后，再提交董事会审议。中国证监会2023年8月1日公布于同年9月4日实施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下列事项应当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三）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四）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本次新《公司法》首次将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并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是立法者对于在有限责任公司领域适用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尝试。根据上述新《公司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能是在公司不设立监事会（监事）时，行使监事会的职权。对于国家出资企业，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也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监事会职权的，不设监事会或监事。

因此，如果公司设置监事会（监事），那么审计委员会的职权，需要在公司章程中进行设定。其基本职权也应遵循上述国务院办公厅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则中对于审计委员会职权的规定；如果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而不设置监事会（监事），则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的职权。

从对公司的控制而言一般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股东控制，即股东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对公司管理者进行监督和约束；第二种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控制，即独立于股东之外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除控股股东和管理层之外，在公司实践中还存在控制权掌握在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甚至是非股东的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手中的情形，构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对于上述能够实际控制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虽然没有董事身份，但是如果实际行使了董事的职权，成为所谓的“影子董事”，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亦指出，“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

此次公司法修订的一大亮点就是借鉴了司法实践中的有益尝试，强化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责任。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实际控制人利用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的控制，而共同损害公司利益的，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是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前两款规定。即适用新《公司法》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定。

新《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纳入公司治理，以保护公司利益相关人的权利。

现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其第一百四十八对董事高管的忠实义务进行了列举，即“八大”不得有的行为。但是何为勤勉义务，没有作出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董监高的勤勉义务有了较多的审判实践。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艾哈迈德.盖博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勤勉义务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时，应当为公司的最佳利益，具有一个善良管理人的细心，尽一个普通谨慎之人的合理注意……，从法律规定看，现行《公司法》仅原则性规定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义务，并未规定违反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纵观公司法实践，勤勉义务所要求的尽一个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情况下应尽到的合理注意，是一个经过实践而被逐渐总结出来的标准。面对市场不断变化的商业交易实践，如要求每一个经营判断都是正确的，其结果会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过于小心谨慎，甚至褒足不前，延误交易机会，降低公司经营效率，最终不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权益。特别是在不涉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等可能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履行经营管理职责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该案例中确立的对勤勉义务的标准，最终被新《公司法》所采纳，其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新《公司法》对公司董监高勤勉义务的界定，将在公司实践中进一步接受司法实践的检验。

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在保障职工民主权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行《公司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依照先发和有关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新《公司法》进一步对职工代表参与公司治理作出了制度性的设计。如新《公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其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在新《公司法》的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

而现行《公司法》中只有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设置职工代表董事。根据新《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则强制要求在300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中，除非公司已设置审计委员会代替监事会（监事），或者监事会（监事）无职工代表时，那么公司董事会中应该有职工代表参与公司治理。

此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职工代表通过参与公司治理来实现民主管理的有效形式。

从2020年6月30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开始，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大幕正式拉开。同年10月份，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形成了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新《公司法》顺应国企改革的热潮，为减少企业委托代理成本，简化国有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时的决策流程。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但是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配利润，必须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

该规定直接修改了现行《公司法》第六十六条要求的国有独资公司在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重大事项上须经监督管理机构审核以及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的规定，将国家出资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统一交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删除需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将国家出资企业所有事项的决策权统一交由企业管理层以及出资人，简化企业在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变化时的决策程序，减少了企业委托代理成本。

自2018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到2022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在国务院国资委的示范引领下，地方国资委持续推动本辖区内国有企业的合规办理。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

上述规定将合规管理从部门规章提升为制定法层面，昭示着国有企业的合规管理进入一个新时代。

注册资本制度是公司成立之初界定股东和公司财产、责任范围的核心，其演变是《公司法》历年修正/修订的主旋律之一。2005年以前，我国《公司法》均采用注册资本“实缴制”，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需由股东在成立时实际缴足。《公司法》（2005修订）第二十六条首次将注册资本制度由“实缴制”变更为“认缴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下限为注册资本的20%和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一般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公司法》（2023修订）第二十六条进一步放宽“认缴制”，不再限制股东的首次出资额和出资期限。本次《公司法》（2023修订）则新增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年内缴足认缴出资。

自2005年变更“实缴制”为“认缴制”，本次修订新增五年实缴出资期限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首次紧缩，以解决大量存在的注册资本“注水”问题，旨在维护市场交易稳定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不过，注册资本制度变化难免引发值得关注的系列问题：

第一，在新旧法衔接层面，根据《公司法》（2023修订）第266条，2024年7月1日新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应逐步将实缴出资期限调整至五年内，调整完成的期限、公司登记机关就“出资期限、出资额明显异常”的认定标准、采取监管措施的形式和力度均有待国务院后续的实施办法详细规定；此外，五年实缴出资期限的可溯及性难免引发已登记设立公司的减资、注销浪潮，由此导致的公司、股东及债权人间的潜在纠纷以及对市场的影响值得关注。

第二，在市场经济影响层面，松绑注册资本制度，特别是2013年完全取消首次出资和出资期限门槛后，极大地推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本次修订在带来正向影响的同时，是否有可能会打压大众的创业积极性，从而影响市场的繁荣程度，亦值得关注。

在公司非破产与解散情形下，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是近年来理论和实务中的热点。《公司法》（2023修订）第54条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公司“非破产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旨在填补“破产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则空白，解决股东利用公司有限责任和注册资本“认缴制”逃废债的问题，以维护债权人和其他已出资股东的正当利益。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6条亦曾涉及“非破产出资加速到期”问题并规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或“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债权人有权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公司法》（2023修订）第54条在《九民纪要》第6条的基础上有两点变化：

第一，行权主体包括“公司”和“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如果有公司股东未缴纳出资（未届缴资期限），其他股东是否有权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代表公司诉请该股东（特别是实际控制人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第二，行权条件仅规定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未沿用《九民纪要》第6条规定的“无可供执行财产+具备破产原因”或“负债后延长股东出资期限”。仅从文义解释，《公司法》（2023修订）似乎摒弃了《九民纪要》谨慎适用“非破产加速到期”的态度，而将其广泛适用至“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全部情形。就此，我们关注的问题包括：首先，新法生效后，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层面是否会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基础上另行增设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其他条件？其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认定标准如何把握，是否应严格限制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至少要求公司所负债务经司法文书确认？最后，如宽松解释“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在起诉公司偿还债务的同时是否可将未出资股东列为共同被告，直接主张其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次《公司法》（2023修订）新增了关于出资瑕疵责任的多项规定，大部分借鉴了此前司法解释的规则；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2023修订）第88条。

01 股权转让人在出资期限届满时的补充责任

第88条第1款系针对转让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第一，该款明确规定股权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结合《公司法》（2023修订）第86条第2款，我们认为，受让人承担该义务的时点应与其享有股东权利的时点一致，即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时。第二，该款增加了股权转让人在交易完成后对受让人出资瑕疵的补充责任，目的在于规制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通过将股权转让至不具有偿债能力的受让人而“金蝉脱壳”逃避出资义务的情形；同时，考虑到《公司法》（2023修订）第47条新增的五年实缴出资期限，该款规定则显得更具必要性。

不过，在尽可能保护公司资本和债权人利益的同时，该款规定亦可能引发其他问题，特别是：

股权转让人被要求以更高的标准审查受让人的偿债能力和信用水平，才能预判受让人是否能够在未来期限届满前足额缴纳出资。而股权转让人作出该事先判断客观上存在较大的难度，可行的处理方法可能包括提高转让价款、要求受让人提供担保以及约定受让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违约责任等。但无论是股权转让人对受让人审查标准的提高，还是将受让人未来不履行出资义务的风险“折现”到股权转让交易合同下，都将提高股权转让市场的交易成本。

基于此，我们认为，该款规定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仍有待实践检验，新法实施后是否会出台有关司法解释限缩股权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的适用情形亦值得关注。

02 瑕疵出资股权受让人的连带责任

第88条第2款则针对转让股权的出资期限届满但存在出资瑕疵的情形，借鉴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第一款。值得注意的是，该款规定并未吸收《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第二款，即“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受让人就转让人的瑕疵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后的追偿涉及到二者的责任分担问题。就此，《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我们认为，即使瑕疵出资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间未“另有约定”，直接“一刀切”地赋予受让人追偿权的合理性亦存在讨论空间：

例如，如果交易双方在协商时已考虑到标的股权瑕疵出资因素并将之体现为较市场价更低的转让价款，仅未在合同约定排除受让人追偿权，那么此时直接认定受让人享有追偿权，可能导致双方就股权转让所获利益与承担责任的不匹配。因此，我们认为，在《公司法》（2023修订）第88条第2款留白的情况下，可直接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个案认定转让人和受让人内部的责任分担，进而确定受让人是否享有追偿权以及可追偿的范围。当然，此问题仍有待司法解释和/或司法实践后续予以回应。

《公司法》（2023修订）第224条第3款明确将“同比例减资”作为公司减资的一般性原则，仅在“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和/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情形下才得以作其他形式减资。

公司减资分为“同比例减资”和“定向减资”两大类。前者指公司按照股东持股同比例减资，减资后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后者指公司按照任意比例减资，减资后股东持股比例变化，甚至可能出现部分股东不再持股的情况。法律层面此前对“定向减资”并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定向减资”、特别是通过“定向减资”所需的股东会决议表决权比例亦未形成统一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公司股东会决议“定向减资”，只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经“多数决”即可；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践中不乏大股东通过“定向减资”将小股东排挤出公司的情况，故公司股东会决议“定向减资”应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公司法》（2023修订）第224条第3款新增规定能够部分弥补此前的法律空白，为公司“定向减资”提供法律依据和裁判依据。同时，我们认为，下述问题仍值得关注：

第一，正式稿相较于三审稿新增“同比例减资”的两种例外情形，即“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大股东为实现“定向减资”，可能选择先行通过多数决将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进而在章程规定“同比例减资”的例外情形以越过持反对意见的小股东实现“定向减资”的目的。如果此类行为发生，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此的态度值得期待。

第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行政机关是否会就“定向减资”在实操层面配套出具更细致的办事指南和审查标准？

第三，严格限定“定向减资”的适用情形，将大幅度增加投资人股东基于“对赌协议”要求公司回购股权的难度，投融资市场对此的反馈有待观察。

01 扩大股东知情权范围

首先，《公司法》（2023修订）第57条第1款、第2款增加“股东名册”、“会计凭证”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行使知情权的对象，解决了知情权诉讼中长期困扰股东、裁判分歧较大的难题。一方面，对于股东名册，《公司法》（2023修订）第56条、第86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时”是原始股东或股权受让人可以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起始时间点，那么与此相配合，将“股东名册”增加为查阅对象，有利于股东掌握公司股权状况的确切信息，便于进一步行使和主张股东权利。另一方面，会计凭证能够更真实准确、实时动态地反映公司业务和运营的实际状况。长期以来，能否查阅会计凭证被认为是股东能否实质性行使知情权的重要性标志，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此次修订将“会计凭证”明确列入股东可要求行使知情权的范畴，赋予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实质意义，有利于股东进一步维护自身权益，亦有利于司法裁判尺度的统一。

其次，与《公司法》（2023修订）第189条构建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相匹配，第57条第5款将“全资子公司”加入股东可行使知情权的对象范围，母公司股东可直接越过母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直接行使知情权。这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也为股东适用第189条规定，代表全资子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提供了搜集、固定证据的有利条件。

再次，《公司法》（2023修订）第110条第2款、第3款亦为本次修订对股东知情权的重大突破，同样赋予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要求查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权利，具体规则与第57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一致。但是，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数量庞大且流动性较强，因此110条特别设置了主体资格条件，股东需要满足“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持股时间和数量要求，才有权提出查阅公司及子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请求。同时，考虑到尽量控制对上市公司所造成的影响，第110条第4款亦限制上市公司股东应当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主张行使知情权。

最后，既然明确了股东可要求查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权利，那么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如何平衡公司利益的保护，如何防止滥用知情权损害公司利益，将取决于公司能否证明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具有不正当目的这一关键性要件。

02 明确知情权行使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下称“《公司法解释四》”）第十条第二款虽然对知情权的行使方式进行了规定，即“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但是由于缺少高位阶法律依据，且中介机构不具有独立身份，实践中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公司法》（2023修订）第57条第3款、第4款一方面取消了股东在场的要求，另一方面，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予以辅助”的身份明确为受股东委托的受托人身份。基于此，中介机构可凭股东的有效授权委托，独立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进行查阅，有利于股东知情权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第89条是《公司法》（2023修订）最重要的创新和亮点之一，是赋予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一大利器。该条第3款在原有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基础上，新增控股股东如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的，则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首先，该条第3款明确此情形下股东要求退出公司，不以该股东对相关决议“投反对票”为要件，有效拓宽了中小股东权利维护的救济渠道，亦为股东之争造成的公司僵局提供了公司解散之外的全新路径。

其次，该规定弥补了中小股东仅能依据总则第21条主张赔偿责任的薄弱短板。实践中，一方面，大股东滥用权利通常导致的直接受损方为公司，因此，中小股东只能通过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主张大股东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中小股东自身作为长期持续的间接利益受损方，无法彻底实现及时止损、及时退出公司的商业目的；另一方面，损失赔偿具体如何计算也是中小股东较难应对的问题。司法实践支持的损失赔偿额通常亦较为保守，无法对中小股东的利益起到实质性保护作用。

第89条第3款创设了中小股东用于抗衡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有力机制，这一条款必将成为中小股东向大股东施压或退出公司的重要请求权基础，我们预计也将成为未来股东诉讼的高发区。

当然，具体如何认定滥用股东权利，如何界定是否造成严重损害，以及如何判断“合理价格”，尤其是大股东滥用权利往往会造成公司资产价值的缩水，“合理价格”的时间节点如何确定，这些均成为留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的重要问题。在缺乏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则需要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具体案件予以解决。

与前述第57条母公司股东有权对全资子公司行使知情权相得益彰，《公司法》（2023修订）第189条第4款构建了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母公司股东有权代表母公司起诉董监高的基础之上，增设了母公司股东可代表全资子公司起诉全资子公司董监高的权利。

实践中，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下设子公司进行实质业务运营，以规避母公司层面股东之间的权利制衡的情况，导致即便子公司董监高损害了公司利益，只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控制母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母公司股东便对此束手无策。因此，第189条有效填补了母公司股东无法向子公司董监高主张权利以有效抗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法律空白。虽然该修订仅将权利范围扩展至全资子公司，但是聊胜于无，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母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缓解母公司股东对于全资子公司董监高鞭长莫及、无权过问的不利局面。

相比三审稿，最终稿对如何完成前置程序以及能否代表全资子公司对董监高之外的其他主体提起股东代表之诉进行了明确，一是股东需要提前三十日向全资子公司的监事会或者董事会发出书面请求，二是股东有权代表全资子公司对侵犯子公司利益的董监高之外的其他主体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实践中，可能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向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转移资产、业务，损害全资子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母公司股东能够代表全资子公司对关联方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是可以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形成有效制衡的。

对于诉讼地位，我们理解，参照《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四条规定，同样应由母公司股东作为原告，全资子公司董监高或其他主体为被告，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公司法》（2023修订）第51条、第52条新增的股东失权制度亦是影响股东权利的重大变化。本质上，股东失权制度是在第47条新设的五年认缴期限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股东按期足额出资所增设的保障机制。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董事会有法定义务对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并应当以公司名义向股东发出催缴通知，否则，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后，如股东在催缴通知载明的宽限期届满后仍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可以经董事会决议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自失权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自动丧失未缴纳出资部分的股东权利。相比三审稿，最终稿明确股东对失权享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异议权，行使异议权的除斥期间为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值得注意的是，第51条规定的董事会的核查职责及公司发出催缴通知均是“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而第52条规定的失权通知是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后“可以”发出的，那么照此字面解释，第52条未对公司是否发出失权通知作出强制性规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是可以自主选择在发出催缴通知后，是否进一步发出失权通知，以适用股东失权制度的。

基于此，我们理解，一方面，股东失权制度是为了更多地强化董事会的法定职责，希望以此督促董事会的积极作为。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第51条第2款规定，仅“负有责任”的董事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应如何认定董事是否“负有责任”？对此，我们理解，应由主张无责任的董事承担己方无过错、已勤勉尽职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公司发出催缴通知，董事会得以免责后，如何确保资本制度落实到位，以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我们理解，即便公司未经董事会决议发出失权通知，公司仍可依据第49条有关股东出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主张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以及通过适用现行有效的《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至第十九条规定的股东表决、分红权限制，股东会决议除名制度，以及其他股东及债权人提起诉讼的方式，对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加以规制。

01 明确法定代表人、董事辞任程序

《公司法》（2023修订）第10条新增法定代表人以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有关规定，但该规定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首先，规定对于法定代表人的辞任何时发生效力未明确。由于法定代表人与董事的职责有所不同，法定代表人不仅负有对内职责，对外亦能够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辞任对内虽然发生效力，但是对外如果没有办理变更登记，则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

其次，虽然规定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法定代表人，但是如果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迟迟未能选出新法定代表人，此种情形下谁有权代表公司并未明确。

最后，如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仅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是否等同于辞去董事职位，抑或仍然保留董事职务？此仍有待明确。

第70条对董事辞任的程序进行了规定，弥补了《公司法》（2018修正）中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于董事辞任生效时点的争议，即董事辞任是在股东会同意董事辞任还是公司收到董事辞任通知即为生效，避免了因董事辞任何时发生效力不明导致公司治理时的不确定性。根据该规定董事作为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关系，也进一步印证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更似委托合同关系，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人或受托人均可以任意解除合同。

02 股东会可无因解任董事

《公司法》（2023修订）第71条并非全新条款，早在2019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3条中已经有类似规定，即“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董事职务被解除后，因补偿与公司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综合考虑解除的原因、剩余任期、董事薪酬等因素，确定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合理数额。”

第71条是对董事无因解除制度的进一步确认，也是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对公司与董事间属于委托关系的进一步确认。在董事无因解除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董事主张赔偿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将董事解除职务后可获得的赔偿等同于员工可在劳动法下获得的经济补偿。但事实上，董事和公司之间往往并非简单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且董事被解除职务亦不等同于公司与其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此外，董事如何证明其因无因解除遭受了损失、公司对解除是否存在过错、损失与无因解除的因果关系等，这些都将有待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认定规则。

01 明确忠实勤勉义务的定义并扩展适用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此前的《公司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但是忠实、勤勉义务的定义如何，却一直未有明确规定。

根据《公司法》（2023修订）第180条的规定，忠实义务主要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勤勉义务是指“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该定义和学理上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忠实、勤勉义务的通常定义基本一致。由此，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未能明确落入《公司法》（2023修订）第182条至184条公司高管所禁止的具体行为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至少也能够依据法律对于忠实、勤勉义务的定义对其行为进行定性。

此外，第180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也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该条款实际是对公司的董事、高管等采取实质认定原则，即虽然不具有董事、高管的名义，仍然实际经营管理公司具有决策权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同样负有忠实、勤勉义务。

02 增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

《公司法》（2023修订）第185条新增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制度，使得公司能够在不受关联董事的影响下更加客观公允地对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等事项作出决议。

但是实际上除了董事与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交易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也较为频繁。但是截至目前，除了《公司法》（2023修订）第15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需要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外，法律尚未对其他类别的关联交易中股东是否回避表决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于此种情况关联股东是否应回避表决也仍然存在争议，有待于后续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仅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对公司股东以及第三人亦可能负有责任。在本次修订中，第191条增加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责任的规定，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给他人造成损害的，除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之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第三人可以直接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追偿。

此外，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行为的，第192条规定各方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款实际是对所谓“影子董事”或者“影子高管”责任的追责，避免因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未在表面上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而可以被免于被追责。

随着对董事责任的扩张，第193条亦新增董事责任风险转移的方案，即公司可以为董事投保责任保险。该类保险在上市公司中已经逐渐普及，但是在有限责任公司层面投保的尚在少数。随着《公司法》（2023修订）的实施，我们预计该类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也可能会随之普及。

长期以来公司监事制度运行效果差强人意，为此《公司法》（2023修订）进行了调整。第69条明确新增审计委员会这一公司内部的职能机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按照章程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委员会由董事组成，行使监事职权，在此情况下，可以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此外，第83条进一步规定，对于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或者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以不设监事。第121条、第133条对于股份有限公司中审计委员会、监事的设置亦有类似的规定。但该规定引发的一些问题亦值得关注：

首先，根据法律规定，监事会具有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的监督职能，亦可以代表公司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维护公司权益。而根据第69条，审计委员会行使的是监事会的职权，如果审计委员会本身由董事组成，可能难以客观公正地行使监事职权。

其次，根据《公司法》（2023修订）第189条的规定，在股东派生诉讼中，针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股东需要首先向监事会要求其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那么，如果公司根据《公司法》（2023修订）第69条和第83条未设置监事会或者监事，股东在针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派生诉讼之前，已经不存在需要履行该前置程序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股东是否还需要履行前置程序以及履行何种前置程序，亦需要后续司法实践进一步确定。

01 明确董事为清算义务人

此前的《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公司法》（2023修订）则明确公司清算义务人为董事，清算组由董事组成。这一修改符合目前公司治理的实践。在目前的实践中，公司的投资人股东尤其是财务投资人往往较少介入到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中，不掌握公司资料，在此情况下，其也客观上无法履行对公司的清算义务。而董事则通常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更为了解，由董事作为清算义务人更为合理。

此外，第232条第3款明确，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何谓“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以及董事如何行事才能够视为已经“履行清算义务”，则需通过司法实践予以进一步明确。

02 利害关系人以及行政机关均可申请司法清算

《公司法》（2023修订）第233条规定，在公司逾期未成立清算组清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虽然此处未确定利害关系人包括哪些主体，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7条可知，利害关系人至少包括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等主体。

此外，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的情况下，作出该等决定的部门或者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该规定赋予了行政部门申请强制清算的权利。但是是否会确实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执行，以及执行效果如何，有待今后实践进一步观察。

03 新增强制注销制度

本次修订增设了强制注销的制度。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的情况下，如果公司满三年未清算完毕，公司登记机关在公告期限届满后未收到异议的情况下，可以强制注销公司登记。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清理僵尸企业。由于在公司强制注销后，原公司股东、清算义务人的责任不受影响，也使得公司债权人利益能够继续得到保护。

此前，我国长期施行法定资本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会掌握公司股份发行权。《公司法》（2023修订）首次引入授权资本制，即董事会经公司章程或股东会授权后，可决议发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根据第152条、153条规定，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在未来三年内发行股份，每三年的授权发行数量不超过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十。董事会决定发行新股的，应当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董事会决议。

股份有限公司从法定资本制向授权资本制的发展，背后是立法价值取向从注重债权人保护转为兼顾债权人与股东利益。简言之，按照法定资本制的逻辑，股东掌握公司经营控制权，致使债权人被动承受公司运营风险，为利益平衡考虑，法律通过严苛的资本规制措施强行介入，更注重保护债权人利益；而按照授权资本制的思路，股东有动力实现公司资产最大化，法律尽可能实现资本筹集、运作及分配的灵活便利即可[19]。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公司法》的本次修订一审稿说明中提到，引入授权资本制，“既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又给予了公司发行新股筹集资本的灵活性，并且能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虚化等问题的发生”[20]。

因股东与董事的利益、目标不完全一致，授权资本制在实操中可能出现争议。例如，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新股，董事会是否有权决定不发行或不足额发行？未发行或未足额发行的，董事是否承担相应责任？董事会越权发行的，股东如何实现救济，能否对发行效力提起诉讼或要求停止发行？股东会已经作出授权，能否通过在后的股东会决议予以撤销？具体的争议解决办法有待后续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予以明确。

《公司法》本次修订首次引入无面额股，允许公司自由选择采用面额股或无面额股。

此前，股份有限公司只能发行面额股。《公司法》（2023修订）实施后，公司全部股份可以择一采用面额股或无面额股，已发行的面额股或无面额股可以相互转换，但不允许公司采用面额股与无面额股的混合模式。采用无面额股的，新股发行所得款项的二分之一以上应当计入注册资本，计入注册资本金额由股东会决定，未计入注册资本的金额应当列为资本公积金。

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面额股制度的传统优势受到挑战。以我国A股市场为例，绝大多数股票的发行价格与流通价格远高于1元，票面金额并不能表明股票的实际价值，一般仅作为折价发行与退市条件的参考，意义比较有限。同时，运营中的公司更多依赖资产信用而非资本信用，并且无面额股同样可以适配“注册资本”公示制度，面额股制度对债权人保护的效用并没有显著高于无面额股。而无面额股制度更有利于促进投融资活动，创始人可以在低投入情况下获得融资、保持控制权，危困企业能够以低价发行新股等，同时有助于我国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释放市场活力[21]。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新增的无面额股制度仍没有放开发行股份所得款项计入注册资本的比例限制，规定应当二分之一以上计入注册资本。这是因为，我国长期实行面额制，如果贸然斩断注册资本与公司信用的联系，可能对市场交易活动造成较大影响。未来是否、应否走向更深入的无面额股制度，有待各方探索。

本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行类别股，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发行类别股。本次《公司法》修订前，实践中多为公众公司发行优先股。早在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优先股。2014年，中国证监会出台《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细化优先股股东权利、发行条件、发行程序等规则。同年，优先股进入A股市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数十家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作出多样化安排。在此基础上，本次修法拓宽适用范围，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发行类别股，有利于封闭公司降低融资成本，拓展融资渠道。

第二，类别股的特殊安排可以包括优先/劣后分配利润或剩余财产、特殊表决权、股转限制等。虽然相关安排在实践中已非新鲜事物，但受限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行政机关对公司章程的备案要求，该等安排主要体现在股东协议、增资协议等合同文件。《公司法》（2023修订）实施后，类别股特殊权利应当纳入公司章程，从而对公司、股东、董监高等具有普遍约束，形成更强力的制度保障。不过，赎回权、回售权等常见特殊权利仍不属于本次规定的类别股权利安排，未来很可能还是需要以合同约定的方式体现。

第三，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不得发行特殊表决权或股转受限的类别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除外。目前境内各上市板块中，仅科创板允许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公司发行上市，同时禁止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继续发行特别表决权股份或提高特别表决权比例[22]，主要目的是避免实控人滥用特殊表决权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关于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不得发行股转受限的类别股，主要目的是确保公开发行股份自由合法流通。

第四，设立类别股股东会议，“可能影响类别股股东权利”事项应当经过出席类别股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类别股股东权利”区别于一般权利与利益，前者特指股东依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有权行使的类别股相关权利，只有可能影响类别股特定权利的，方须经过类别股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关于第116条第3款规定需要经过股东会特别多数表决通过的事项，也并非一概需要类别股股东会特别多数决议通过，应当以是否影响类别股股东权利为标准实质判断。

本次《公司法》修订前，已有《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明确认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但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的股权代持法律效力。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结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的要求认定上市公司股票代持协议无效。现《公司法》（2023修订）第140条新增规定，明确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

我们理解，第140条所指“法律、行政法规”可能包括发行条件与信息披露两个层面。关于发行条件，《证券法》第1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IPO发行条件包括“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23]。关于信息披露，《证券法》第78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隐匿真实股东可能造成股权结构、控制权、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方面的虚假陈述。“代持上市公司股票”违反上述规定的，可能损害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利益，进而干扰资本市场交易秩序与金融稳定。

第140条仅规定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代持上市公司股票，未直接明确代持上市公司股票的协议效力。鉴于此前的司法实践已经倾向于认定上市公司股票代持协议无效，本次增加的规定，恐将成为后续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的认定依据。

2014年的3月1日，当日施行的新《公司法》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除金融机构、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等27类企业之外的公司，均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取消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制度和缴足出资的期限规定。

顺应注册资本认缴制，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8条、第159条的解释》，确定抽逃出资罪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最高检及公安部也随即发布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刑事案件的通知》（公经【2014】247号），明确除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登记制的公司，对公司股东、发起人不得以抽逃出资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据最高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股东抽逃注册资本的表现形式为：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以及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抽逃注册资本的非罪化在一定程度上以债权人权益保障的减弱为代价，因而在法学界备受诟病，对其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在缺乏了刑事惩罚这种最具有威慑力的惩罚形式的情况下，债权人的利益应如何得到更为有效的保障？本次新修订的公司法关于五年实缴的规定，相当于注册资本认缴制将回归实缴制，姑且称为“有限实缴制”。 “抽逃注册资本罪”是否会卷土重来，依然有待于立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解释。

修订前的公司法第33条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等，司法实践中一般也支持查阅会计凭证。但是，股东是否可以查阅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财务资料，此前的公司法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仅有二个生效判决支持查询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会计账簿，一个是上海二中院（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S1264号，一个是江苏高院（2017）苏执监648号，但都有前提条件。前者是公司章程规定了可以查阅子公司的会计账簿，后者是股东各方另有约定。

其他类似案件中，法院均不支持查阅其子公司的财务会计资料，理由是可能损害子公司的法人独立地位。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2）沪0115民初5614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两原告（股东）并非是案外人浙江杭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山东润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子公司）的股东，而被告公司章程也并未赋予股东查阅其控股的公司的上述文件和材料的权利，两原告要求查阅复制浙江杭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山东润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相关文件资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针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朱川等人编写的《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要素式审判指引（试行）》 中亦认为：原告如欲对自己持股的企业所投资的子公司甚至孙公司行使知情权一般不应支持，除非原告系有限合伙企业的LP，其可循《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七）项的规定代位行权。

本次公司法修订后明确，股东可以按照规定查阅、复制全资子公司相关财务资料，从而给这一争议定纷止争。需要指出的是，股东知情权的穿透仅限于其100%控股的子公司，对于非100%拥有的子公司，因可能损害子公司其他股东利益而不会被支持。

基于《公司法》的上述修订，在公司设立与运营中应充分考虑这些修订对公司及股东的潜在影响，因势利导调整策略。本次公司法还有其他一些修订，但均是在现在生效司法裁判基础上作出的总结，并无太多新意，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