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公开表示法院可以研究同检察机关共同做好涉企合规改革。

近期，不仅最高检、最高法就共同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湖北、江苏、辽宁等地的省法院和省检察院也纷纷召开党组联席会议，联合出台相关文件，研究开展审判阶段的涉企合规改革工作，明确相关程序要求以及合规整改成果的运用规则，旨在建立检法协同机制，共同推动涉企合规改革走深走实。

对于如何在审判环节启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辽宁省检、辽宁省高院联合印发的《关于联合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规定，一审法院受理涉企犯罪案件后，在受理案件十日内书面告知涉案企业、个人关于企业合规相关规定及权利义务，由涉案企业、个人等提出申请，法院受理并进行审查。法院认为符合适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要求的，应当商请检察院启动合规考察程序，一般由检察院组织开展合规考察工作，法院可对案件延期审理。

对于合规整改结果如何运用，《实施办法》规定，企业合规考察相关材料经法庭举证质证后，可以作为法院从宽处理的依据。法院对进行合规整改的涉案企业，决定是否从宽及从宽幅度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

对于审查起诉期限届满尚未完成合规评估验收的案件该如何处理，江苏省检、江苏省高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涉案企业合规工作协同协作的座谈会纪要》规定，可以在审判阶段继续开展合规整改工作。此外，对于在审判阶段申请开展合规整改的案件，法院应当听取检察院意见，综合考虑决定是否同意开展，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直接组织开展合规整改工作。

目前，实务中已经有法院试水合规改革，办理首例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案件。某物流公司实控人肖某和员工陈某因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企事业单位公文、证件、印章骗取国家专项资金被起诉至谷城县人民法院，面临三年以上刑罚。在被诉至法院后，肖某向法院和检察院递交了启动合规监督考察程序的申请书。经请示湖北省检，谷城检察院对涉案企业启动合规监督考察程序，并向法院提交了延期审理申请。随后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并于同月对该公司进行合规监管考察。经过两个月的合规整改，在“第三方考察＋法检联合督导”监管模式下，该物流公司最终通过了合规考察验收。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及认罪悔罪态度，以及考察验收结果后，采纳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对肖某、陈某依法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合规整改后，涉案企业重新走上了正轨，业务范围大幅拓展，经济效益显著增长，纳税额由此前的100万元增长到300余万元。该案的办理再次生动地体现出检法坚持“严管、厚爱”的重大意义。

除了检法协同，部分地方还尝试在此基础上加入侦查机关，推动企业实现刑事全流程合规。去年，无锡市惠山公安分局、惠山区检察院、惠山区法院便曾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涉企合规案件侦、诉、审全流程衔接办法（试行）》，明确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中企业合规工作的启动程序、操作流程、职责分工。今年，广东茂名、浙江乐清、江苏太仓、安徽蚌埠等多地跟进探索企业合规侦、诉、审全流程衔接。

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人民法院、公安局分局等出台《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的工作意见（试行）》，规定涉案企业合规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工作原则、职责分工、风险预警等内容，明确企业合规工作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全流程适用，三个环节合规结果互认，切实将企业合规程序适当前移和向后延展，有效形成工作合力，推动辖区涉案企业合规案件高质高效办理。

太仓市人民法院与太仓市检察院、太仓市公安局联合制定《关于在刑事诉讼全流程建立企业合规工作衔接协作机制的办法》，明确探索侦查阶段企业合规，规定涉案企业在案件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申请开展合规整改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并调查其是否符合合规程序启动条件；认为符合的，及时与检察机关会商。两机关经会商认为可以启动合规程序的，检察机关商请第三方监督评估机构开展企业合规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作为决定是否起诉、提出量刑建议等事项的重要参考。

1. 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简介

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指的是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刑事等手段，对于已经涉嫌犯罪并可能被提起公诉的企业及相关成员，督促企业作出合规承诺、进行合规整改，最终根据企业整改效果作出不起诉或从轻处罚决定的综合制度。该项制度充分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在涉企犯罪中的制度优势，为营造安商惠企法治化营商环境作出积极示范，不仅促进涉案企业守法经营、预防再犯，同时警示其他企业，促进诉源优化治理。

自2021年试点改革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瞩目成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累计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3218件，其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件2217件。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及时总结前期改革试点的典型案例，同时出台在其视角下的企业合规标准，以便统一各地人民检察院适用企业合规开展职能工作。

2. 证券犯罪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第一案

2022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在案例二“王某某泄露内幕信息、金某某内幕交易案”中积极探索并首次实践了在内幕交易案件中开展企业刑事合规的有效路径。该案是全国首例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证券犯罪案件，在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合规考察和整改，最终取得减轻被告刑罚的实效，免于陷入因公司负责人被羁押而造成公司业务陷入停滞、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受到重创的困境。在该案中，公诉机关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同步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监督工作并取得良好效果，当庭出示合规考察报告，王某某本人积极参与本次合规整改。最终法庭裁判认为，尽管涉案企业合规等积极事项虽并非定罪量刑的基础事实，但客观上有利于促进企业合法守规经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可在本案量刑时酌情考虑。

除此之外，该案还是积极稳妥探索可能判处较重刑罚案件适用合规改革的全流程办案机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在涉案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简单化起诉、判刑不利于涉案企业正常经营发展，且企业具有强烈的合规意愿。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与审判三个主要程序环节上均充分利用了合规工作的有效措施，对可能判处较重刑罚案件如何适用合规改革作出有益探索。

3. 刑事合规实践为内幕交易罪在内的证券犯罪提供合规不起诉经验

该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开拓了包括内幕交易罪在内的证券犯罪的解决思路，表明司法机关和监管机关对于证券市场的规范治理由以往的单一惩治目的逐渐转向坚持惩治犯罪与助力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并重，依托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积极推动资本市场非上市公司更新合规理念，对标上市公司健全自身合规管理体系，提高资本运作规范化水平，助力营造资本市场良好法治环境。同时，进一步表明在证券犯罪等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中适用合规改革的必要性，也显现出针对泄露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犯罪案件开展专项合规的可行性。

具体而言，专项合规整改计划主要在审查起诉环节和审判量刑环节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全面建立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和以内幕信息保密合规为目标的专项合规计划，不仅能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控制和防范潜在的内幕交易风险，又能为公司在可能的刑事诉讼中尽力争取量刑方面的有利空间。当然，本案也为企业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制定内幕交易专项合规计划提供了思路和引导，帮助企业结合自身业务实际，有效实现内幕交易行为的预防性合规目的。

从内幕交易的形成机制来看，实践中较多地存在着对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的认定提前、对内幕信息传递过程的认定宽泛、对内幕信息被利用性的认定弱化、对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认定模糊等问题，由此导致在特定时间实施证券交易行为和与特定人员进行日常交往行为均可能面临一定的刑事风险。同时，内幕交易的刑事合规制度引入也为证券犯罪刑事合规机制引入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样本。因此，在公司内部建立健全针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预防性合规整改计划方案，在有效识别并归纳其合规风险点的基础上，通过全链条的刑事合规制度及配套措施，在日常管理及应诉活动中及时、高效地进行预先自查，最大程度减少该罪的潜在刑事风险。

1. 内幕交易刑事风险的有效识别

在内幕信息形成、传递到最终公开的过程中，各个环节都会有基于不同事项而参与到重大事项中的主体，内幕信息泄密风险逐层加码。而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背景下，法院认定内幕信息、内幕信息知情人或受密人、内幕交易行为时存在着较大裁量空间，这无疑又加剧了内幕交易行为的构罪风险。我们通过对相关样本案例（详见本系列第一篇专文）进行观察分析，归纳得出此类刑事案件的普遍特点，以便更为有效地识别内幕交易罪的潜在刑事风险点：

-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仅上海省、浙江省、广东省这三个省份的案件数量在总样本案件数量中所占的比重即已超过50%。

-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中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有近70%是利用他人账户或者操作本人账户直接进行内幕交易的，有约30%是指使他人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授意他人利用第三人的账户进行内幕交易，单纯因泄露内幕信息而获罪的案件目前仅有2起。

-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中，最为常见的内幕信息类型系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或上市公司收购事项，此类案件共计占比超过60%；涉及股权相关事项的案件，如股权合作、竞购股权、股份转送等内幕信息，占比约20%；此外，还有涉及年度利润分配、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相关内幕信息的案件各占比不到5%。

-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中的涉案主体呈现多样性。绝大多数被告人都是参与到重大事项中的决策人员，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董秘等高管人员，以及有决策权的重要股东；还有部分接受重大事项主体汇报工作的及政府部门领导，与重大事项有关的交易对方或证券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等，均可以基于其身份或职务而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 相应地，受密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方式也具有多样性，且难以直接判断，在知情人和受密人均否认存在信息传递的情况下，法院审理难度加大，因此实务中法院对于内幕信息的传递事实和利用事实的认定往往较为模糊。例如，统计案例中有打听、刺探或偷看保密文件及材料的“非法获取型”受密人；也有借助同学、朋友、夫妻及其他亲属或者其他社会关系在日常交往中获悉内幕信息的“关系密切型”受密人；还有通过主动联系打听、打探或在电话、会面、聚餐约会等社交场合被动获悉内幕信息的“联络接触型”受密人。

- 就内幕交易行为的行刑衔接问题，据统计，判决书明确显示已受行政处罚的案件，占比约20%；其余没有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案件中，也大都存在证监会就涉案知情人主体、受密人主体及是否属于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算点、获利额等证券专业问题出具的认定意见，且认定意见基本均被判决书采纳，作为定案依据。

2. 内幕交易刑事风险的风险评估

内幕交易罪刑事合规的关键在于内幕信息保密合规，因为内幕信息的形成和传递过程，连接着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幕信息知情人等要素的判断，进而直接关系着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因此对内幕信息实行全链条的保护和追踪，建立系统化的保密措施，确保内幕信息在依法公开披露之前始终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是信息保密合规计划的主线。同时，为有效控制内幕信息的泄密风险，应扩张式地监管内幕信息流转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人及其可能实施的交易行为，一方面在刑事风险现实化之前，应着力于调整治理结构和组织体系、完善保密制度及配套措施、加强员工培训、监管经营决策等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刑事风险现实化之后，应及时搜集潜在的高危交易行为、固定证据，并积极主动开展合规调查工作，以合规风险自查清单做指引作出准确应对。

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风险评估工作通常可以包括以下步骤：第一，分析内幕交易行为的成因，特别是管理制度和内控性成因；第二，梳理现行法律规范、行业自律规则、企业合同义务、相关案例判决等，明确企业与内幕交易相关的内外部合规义务；第三，根据合规义务的梳理工作进行合规分析，准确判断企业合规风险并进行评估；最后，出具企业合规风险的调研报告，分析管控漏洞，明确整改方向。

3. 内幕交易刑事风险的化解

整体而言，专项合规计划的设计在宏观上可能包括划定合规对象的范围、评估与管理内幕交易风险、调整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设计和规范企业合规制度、保密和监督企业决策信息、调查和监测企业关联伙伴等内容。而在微观上，依据构成内幕信息的决策信息本身所发生阶段的不同，专项合规计划的运行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也存在个性化差异，其以内幕信息的形成和传递过程作为主线，以法律法规关注的内幕交易要素为监测重点，同时兼顾司法实践相较法律规范更为趋严的态势，在每一个可能影响内幕信息形成或利用内幕信息行为的环节设置合规防线，合理控制涉企内幕交易的刑事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内幕交易刑事合规工作不仅有利于企业及时掌握并合理控制内幕交易的刑事风险，对于企业因为控制不力而陷入刑事风险的情形也有较好的风险防御功能。

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作为创新的司法处遇措施被引入刑事诉讼程序，该项制度的推行和具体适用方式目前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后续适用条件也会随着制度的完善而不断提高。例如有专家学者曾提出，可以纳入涉案企业合规的企业应当以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为前提，其原理在于合规不起诉案例与企业的管理制度漏洞有关。企业开展合规整改的前提，是企业确实存在合规管理漏洞，企业家能够顺利实施犯罪行为，也与这种漏洞的存在有因果联系。

因此，目前尽管有案例显示司法机关对没有设立合规制度的小微企业同样开展合规不起诉实践，但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合规制度的事先确立也将成为司法机关判断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先决条件之一。

从该角度而言，相关企业有必要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无论对于事先防范内幕交易刑事风险的形成，还是对于事后防范内幕交易违法犯罪行为对企业本身的影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健全自身合规管理体系，培养全链条合规意识，将外部监管类规定内化为自律合规要求，是相关企业进行内幕交易等证券刑事合规的内核和要义所在。

为分析虚开发票类案件合规不起诉实施现状，笔者重点抽取了2021年、2022年相关不起诉决定书37份作为样本进行深入分析。在本文将按照案件类型、地区、行业进行梳理以研究虚开发票类案件的合规不起诉情况；并将进一步分析该37份不起诉决定书以期更好地了解不起诉的原因和标准、并确定哪些行为可能会导致不起诉；最后将研究合规不起诉趋势和模式，例如哪些地区或行业更容易被检查，哪些行为更容易被认为是虚开发票等。汇总如下：

1）虚开发票类案件地区分布

图1 虚开发票地区案件数量统计分析

2）虚开发票类案件行业分布

图2 虚开发票地区案件行业分布数量统计分析

针对虚开发票类案件，有时候法院、检察院可能会采取不起诉的方式进行处理。不起诉既是一种法律手段，也是一种管理手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对企业不起诉和对实际人不起诉的区别在于，对企业不起诉是指不对企业进行刑事追究或处罚，但仍然要对实际参与虚开发票行为的人进行追究和处罚；对实际人不起诉则是指不对实际参与虚开发票行为的人进行追究和处罚。

对企业不起诉通常意味着对企业负责人或者主要股东等实际参与虚开发票行为的人进行追究和处罚，有利于保护企业的经营活动，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有利于追究实际的违法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维护税收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而对实际人不起诉则可能导致企业在经营上受到影响，缺乏有效的震慑作用，容易导致类似行为再次发生，对税收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产生负面影响。在上述37起案件中，4起针对实际控制人不起诉，1起针对企业不起诉，其量化表如下图：

图3 主体不起诉量化表

一般来说，虚开发票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并且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如果虚开发票行为具备某些特定条件或情形，可能会被认为是符合合规不起诉标准的。这些标准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主动揭发行为：如果企业自行揭发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查处虚开发票行为，有可能会获得合规不起诉的优惠。

2）虚开发票金额较小：如果涉及的虚开发票金额较小，可能会被认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从而获得合规不起诉。

3）认罪态度：如果企业对虚开发票行为认罪态度积极，并愿意积极赔偿，也可能会获得合规不起诉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标准可能会因地区和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数据，有些地区和行业更容易被税务机关检查，例如房地产、建筑、餐饮和物流行业等。此外，一些行业中较高的发票开具频率、较大的开票金额和特殊的开票方式更容易陷入违法虚开的“泥沼”。总之，企业应当严格遵守税收法律法规，积极进行税务合规，避免虚开发票行为的发生。如果确实涉及虚开发票行为，应当及时向税务机关自首并积极配合调查，以最大程度地减轻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

典型案例：无锡F警用器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检例第81号）

关键词

单位认罪认罚、不起诉、移送行政处罚、合规经营

裁判要旨

民营企业违规经营触犯刑法情节较轻，认罪认罚的，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检察机关应当督促认罪认罚的民营企业合法规范经营。拟对企业作出不起诉处理的，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听取意见。对被不起诉人（单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依法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基本案情

2015年12月间，乌某某、陈某某为了F警用器材公司少缴税款，商议在没有货物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从其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并指使倪某通过公司供应商杜某某等人介绍，采用伪造合同、虚构交易、支付开票费等手段，从王某某（另案处理）实际控制的商贸公司、电子科技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税额计人民币377344.79元，后F警用器材公司从税务机关抵扣了税款。

乌某某、陈某某、倪某、杜某某分别于2018年11月22日、23日至公安机关投案，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11月23日，公安机关对乌某某等四人依法取保候审。案发后，F警用器材公司补缴全部税款并缴纳滞纳金。2019年11月8日，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以F警用器材公司及乌某某等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综合案件情况拟作出不起诉处理，举行了公开听证。该公司及乌某某等人均自愿认罪认罚，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20年3月6日，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该公司及乌某某等四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没收被不起诉人违法所得及对被不起诉单位予以行政处罚向公安机关和税务机关分别提出检察意见。后公安机关对倪某、杜某某没收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45503元，税务机关对该公司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466131.8元。

检察机关指导意见

1.对犯罪情节较轻且认罪认罚的涉罪民营企业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应当依法从宽处理。检察机关办理涉罪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应当充分考虑促进经济发展，促进职工就业，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积极做好涉罪企业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的认罪认罚工作，促使涉罪企业退缴违法所得、赔偿损失、修复损害、挽回影响，从而将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对犯罪情节较轻且认罪认罚、积极整改的企业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符合不捕、不诉条件的，坚持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要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

2.把建章立制落实合法规范经营要求，作为悔罪表现和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涉罪案件过程中，通过对自愿认罪认罚的民营企业进行走访、调查，查明企业犯罪的诱发因素、制度漏洞、刑事风险等，提出检察建议。企业通过主动整改、建章立制落实合法规范经营要求体现悔罪表现。检察机关可以协助和督促企业执行，帮助企业增强风险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有效预防犯罪并据此作为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

3.依法做好刑事不起诉与行政处罚、处分有效衔接。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要执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有关主管机关未及时通知处理结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予以督促。

总的来说，该检察指导意见体现了法律的温度与人性化，着重考虑了企业的生存发展、社会责任和改过自新的可能性，有利于加强企业合法经营意识，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实施困惑

检察院主导的合规不起诉主要是事后合规，就是构罪企业通过做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换取不起诉的优惠。但是，如果事后合规不起诉推广开去，与事前合规有利于切割企业责任结合起来，可能会催生出另外一种更加扭曲的负面激励。当前的合规不起诉制度，无论是事前合规还是事后合规，试图通过建立合规不起诉的制度手段，来推动民营企业的合规建设，可能不太现实，甚至可能发挥负面的、消极的反向效果。

问题的核心是缺乏事中合规，而事中合规如果还是停留在人的管理上，将起不到任何有效管制作用。所以在面对当前合规不起诉的社会面推广过程中，其实检察院还是比较谨慎的，从一些案件的本身来看，犯罪事实简单、情节轻微，企业负责人也不必然有刑事责任。但是从合规不起诉走向更加纵深的领域来看，就有后劲不足的问题，如果事中管控的问题无法解决，那就会存在“二张皮”的情况，日常经营与合规管理无法实现有效衔接和互动，如果第一次给了合规不起诉，那么后续又存在虚开发票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汇总的37份不起诉决定书中，有部分并未明确合规结果，而是仅仅表述“严格按照建议的内容分步骤、有条理的执行……企业在有序、健康的发展”或是“引导企业进行合规建设”。这侧面表现出，在制度试点推行的过程中，各地各级检察院尚未摸索出完整系统的合规审核机制，也因此引发实务界和理论界对“纸面合规”“形式合规”的质疑，担忧制度流于表面，不仅无法实现激发市场活力、“保企业”“保就业”的制度愿景，反而使得一些涉案企业逃脱制裁、破坏经济社会有序运行。其中，对“纸面合规”的质疑和担忧主要集中在：

1. 合规计划浮在表面缺实效

结合国外的合规经验，一份卓有实效的合规整改计划书应当至少，首先能够帮助涉案企业快速定位风险责任人、识别犯罪发生的环节、发现管理隐患和漏洞；其次能够帮助企业对存在缺陷的治理结构进行纠错；最后能够帮助企业甚至是该企业所在行业建立一套全面、长远的合规运行制度。这也是我国的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希望达到的制度效果之一，但现实却是，很多企业提交的合规计划不仅难以做到体系化，而且连针对性和实效性也十分不足，从而也就导致合规整改难以达到目标。

结合一起合规不起诉失败案例来看，在2022年9月山西省检察院公布的一起未通过评估案例中，检察机关以“无法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中监测、举报、调查、处理机制及合规绩效评价机制的正常运行进行评估、企业合规整改的实效无法审查、评估”的原因终止了该企业的刑事合规不起诉程序。无独有偶，2022年2月，一家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在合规整改过程中也收到了第三方监督组织的“公司账册中发票编号不连续，合规专员不到位，仍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风险”评价，而被无锡市检察院发出风险提示函。

2. 合规整改时间较短而沉疴难起

在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中留给企业的合规整改期往往较短，依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检察机关往往会给企业1-3个月的时间进行合规整改。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获得3个月以上的整改期。

但另一方面，虚开发票类案件很多具有行业特征，即特定行业的企业虚开发票往往与行业的运作模式有关。例如在煤炭行业，“有货无票”已经成为一项行业痼疾。源头供煤企业凭借在行业中的地位优势以及因受煤炭配合限制，洗煤企业购进煤炭却无法取得足额合规发票列支成本、抵扣进项税额。而其下游受票方大多为电力等大型国企，又必须要带票销售。两方压力下，中游企业往往需要就如实购进的煤炭、发生的运输服务虚开进项发票。而针对此类问题，要在短短的几个月的合规整改期内，形成有效的整改方案、落实并获得整改实效，通过评估审核，对原本就财税秩序混乱的企业而言将会是巨大的挑战。此外，就以往案例来看，即使是非行业性问题，对于涉案企业而言，由于企业运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问题，在短时间内如何革除其中的违规弊病，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需要有策略性的应对。

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合规时间周期问题，以虚开普通发票为例，往往需要在第二年的年度汇算清缴后才能确实虚开普通发票的违法事实存在，在这一年中，企业可以随时对上述普通发票调增调减，也就是只有经过至少一年的周期才能确认企业是否存在虚开普通发票违法行为的完成，1-3个月的时间仅仅是对当前的进项成本进行简单的归集处理，并不能完整系统的记录和管理企业一个经营周期的实际运营，那就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就会流于形式。

3. 合规实现评估单一缺可持续跟踪

实务界很多人士认为，即使企业能够通过制定合规整改计划并在整改期内落实整改计划，从而进入合规运行的轨道。但对仅仅1-3个月的合规整改期而言，很多企业刚建立起合规体系就已经到结案时间。期间形成的税务制度、管理制度、运行制度以及企业文化能否继续在之后的企业运行中发挥作用，犹未可知。合规制度的落实关键还是要执行，而执行如果仅仅依靠企业本身，那就存在“运动员”和“裁判员”同为一体的情形，必须借助第三方的、中立的、数字的能力才能对上述风险进行有效隔离和提醒，在合规不起诉完成之后，要有一个“手”能够持续注视和管理企业进项成本的合规问题，但对企业负担又不重，同时可以让检察机关能够做到长期跟踪，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后续虚开发票合规不起诉走向更广阔舞台的必然路径。

总结来看，以上对于“纸面合规”“形式合规”的担忧，究其实质在于：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具有针对性、有效性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计划；是否能够在短时间的合规整改期内有效落实整改计划；是否能够使合规整改的实效延续到合规不起诉之后的企业运行中；是否让合规不起诉的各方参与者真正实现各方共赢，实现合规不起诉制度建立的初衷这些问题也将是制度发展的方向和企业合规整改需要努力的方向。

为应对“纸面合规”“形式合规”问题，最高检相继出台《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指导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地方各级检察院也逐步开展相关制度建设。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市海淀区工商联合会联合发布《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指南》，为企业提供具体行动指引和为第三方组织、检察机关提供评判标准。

结合案例分析与对国家制度发展的把握，我们不难发现，为保障涉案企业合规制度能够落到实处，保障企业合规制度能够真正保障企业革除先前不规范运行中存在的痼疾，重新合规经营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就必须做好合规的“事中管控”。即在检察机关和第三方监督机构的帮助下制定好企业的专项、整体合规计划，并分步骤、有条理地严格按照计划内容进行落实，最终通过第三方以及检察院的监督评估审核。

笔者结合“锦信一票通”等数字化税务系统平台的使用经验发现，在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用好数字化系统能够为虚开发票类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事中管控”保驾护航。

1. 数字化系统与实际经营 “数据联动”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勇在企业刑事合规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很多企业合规之所以流于纸面，其原因在于，在一开始设计合规计划时就没能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对于很多虚开发票类涉案企业而言，之所以没能够制定有针对性和有实际操作性的合规计划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自身本就存在财务工作混乱、合规意识不强、财税体系薄弱等沉疴，在短短1个月的实践内难以识别自身风险所在，也就难以制定有针对性且有效的合规计划。

在企业合规中，事中管控是最关键的，使用AI大数据智能管理平台，可以通过将企业运行过程中各个部分的发票统一录入到电子平台进行整合、分类、信息处理，从而建立“业财税一体化”模式，将企业的业务、税务、财务、资金管理一一对应起来，快速定位虚开发票风险点，从而能够定制针对性的合规计划。AI大数据智能管理平台的使用要求将发票与人与业务对应起来，时时监测、事事管理，将能够起到重塑企业文化的效果，让合规意识和防线防范意识深入企业内部。

2. 数字化系统“以点带面”实现全面合规

一个企业要进行专业化的合规体系建设是一个涉及法律、企业管理、企业运行等多板块、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需要有综合性的全局架构，否则不论是制定标准还是实施工作，终究只能将各项计划流于纸面。但另一方面，涉案企业本身很有可能就是由于缺乏专业的财税管理或是企业管理人才才导致实施了虚开发票的行为。以及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财务管理人员以及企业实际负责人很有可能被带走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这很有可能为企业合规雪上加霜。

AI大数据智能管理平台可以利用其发票录入功能，为企业提供专业全面的风险识别及监管服务。大数据智能系统通过联通税务、违法案例等数据，打通刑事合规、企业管理、业务运行等板块壁垒，并形成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实现对企业税务合规一体化运行的全方位支持。保障企业合规事中管控不会流于纸面、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将企业合规整改期间形成的制度延续至“合规不起诉”之后，写好合规的下半篇文章。

企业做好合规的“事中管控”可以帮助企业防范风险、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虚开发票等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以应对检察机关以及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监管审核，以期成功实现不起诉的目标。同时，这也有助于企业恢复声誉，重建市场信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为企业产生新的生命力。

在这个过程中，建立AI税务数据智能管理平台可以提高企业合规管理的水平，实现更加精细化的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在企业合规过程中可借助AI大数据智能管理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监测、预警和预测，帮助企业发现并防范虚开发票等违规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合规风险。此外，建立AI税务数据智能管理平台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准确、实时的财务数据，帮助企业做出更加科学的经营决策。同时，利用AI大数据智能管理平台还可以提高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沟通效率，降低纳税纠纷的发生。

因此，建立AI税务数据智能管理平台是企业做好“事中管控”的必要举措，可以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合规管理支持，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合规也应顺应时代趋势，借助AI税务数据智能管理平台做好“事中管控”将是每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总之，企业合规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未来企业应该注重加强合规管理，借助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提高合规管理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涉案企业是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拥有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注册商标和发明专利，被认证为高新技术企业。涉案企业通过“推单”方式将其承揽的在不同渠道已经成交的商品包裹，伪造成在境内跨境电商平台上交易的跨境电商商品向海关申报，涉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2022年5月，广州市检选任我们作为第三方组织组长对涉案企业开展合规监督评估工作。我们通过现场考察、查阅书面材料等方式对涉案企业的合规计划、组织架构、合规制度的建设和落实等情况进行审查。期间，涉案企业受疫情影响未能如期开展进出口业务，无法考察进出口制度落实情况，为了防止涉案企业“纸面合规”，确保合规制度具备实效性，我们向广州市检建议将合规整改期延长一个月。最终涉案企业克服疫情影响，按照既定合规制度开展多笔进出口业务，最终顺利完成整改。

为确保合规机制显长效，我们在考察期满后多次对公司进行回访，重点抽查公司的合规组织架构运行、进口业务开展等情况。我们通过回访发现，涉案企业在考察结束后能继续按照合规制度开展合规工作。在经过四个月的合规考察和多次回访后，我们审慎地做出考察结论，听证员和人民监督员在听证会上高度认可我们的工作成果，一致同意考察结论。最终，广州市检对涉案企业及相关责任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1）制定可行、有效和全面的合规计划

合规计划是企业开展合规整改的方向标，合规计划的内容直接决定了企业合规整改的效果，涉案企业应对合规计划予以重视。根据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三方组织应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可行性、有效性与全面性进行审查，以防止企业再次发生相同或类似的违法犯罪。第三方组织对合规计划进行审查时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a）是否建立完善的合规组织架构，包括是否构建合规防线、设立合规管理部门、任命合规人员和聘请外部专业机构，是否保障合规管理人员具有足够的自主权和充足的资源以实施合规计划，人员配置规模是否合理等；
（b）是否建立进出口专项合规制度，是否停止开展涉案业务并修复进出口业务的漏洞，重点关注企业在进出口业务方面是否有建立并有效落实规范的管理制度；
（c）是否构建内部合规制度体系，包括建立内部培训制度、违规上报制度、合规审查制度、合规绩效考核制度等。

（2）开展“四个制度”建设并持续落实

合规制度建设是法律、法规在企业内部的延伸和具体化，完善的内部合规制度是企业健康发展、规范运行的根本保障。在建设合规制度方面，第三方组织重点考察涉案企业是否开展“四个制度建设”：一是从大合规角度制定全面的合规管理制度框架，包括合规考核机制、违规行为上报机制、合规审查机制、合规文化宣贯制度等；二是制定专项合规制度，在本案中第三方组织督促涉案企业就进出口合规这一主题制定进出口管理、物流业务管理等制度，建立对进出口业务的可行性和合规性的分析机制等；三是对外可制定约束企业上下游商业合作伙伴的合作方管理制度，在合同、协议或者其他书面资料中要求合作方按照海关监管要求优化和完善贸易安全管理；四是对内可制定合规承诺书、员工手册等文件，倡导企业全体员工遵守，开展合规管理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制定科学合理的合规制度，制度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也同样重要。第三方组织重点考察的内容包括合规管理体系是否建立并运行，进出口业务能否合规运行，合规培训、合规审查等保障机制是否得到落实。

（3）建立回访机制，确保合规整改显长效

合规是一项长期工程，涉案企业不仅需要在考察期内保质保量完成合规整改工作，还需要在考察结束后继续按照既定的合规制度开展合规工作，这也是第三方组织本次考察的重点之一。本案中，为确保企业将合规内化为长效机制，第三方组织建立回访机制，在考察期届满后仍主动对涉案企业开展多次回访，抽样检查涉案企业的进口业务开展情况、合规组织架构运行情况、合规审查和合规培训等情况，并要求涉案企业提交报告反馈合规工作开展情况。

在参与合规监督评估工作的同时，广州市检和我们结合对跨境电商行业的深入研究和办理跨境电商走私案件的实践经验，共同起草了《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合规指引（试行）》。

《指引》共四章五十四条，主要从跨境电商业务合规控制和跨境电商业务合规管理体系两方面向跨境电商业务经营者提供指引。关于业务合规控制，《指引》分别从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电商企业、物流企业、支付企业和其他跨境电商业务经营者五个市场主体出发，在合规申报、单证保管、税收代收代缴、货物安全等方面规定了正面指引，同时从反面禁止的角度规定禁止从事“推单”、境内集货、不实申报等行为，并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将承担相应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合规管理体系方面，我们结合在多起合规案件中担任合规律师和第三方组织的经验，对跨境电商业务经营者提出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指引，包括明确合规管理部门及各自职责，制定合规管理规范性文件，出具合规承诺书，建立合规考核机制、合规培训机制、违规行为上报机制等。

《指引》作为国内首个由司法机关与行政监管部门联合出台的跨境电商行业合规指引，为跨境电商行业全主体开展合规提供了有利参考，对全国的跨境电商业务经营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跨境电商行业进一步构建刑事合规、行政合规和行业合规相结合的“大合规”格局，推动跨境电商行业合规改革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合规”、从“涉案企业合规”向“行业合规”发展。

跨境电商“推单”是指跨境电商经营者将其他平台或渠道所产生的真实订单信息导入与海关联网的跨境电商平台，根据导入的订单人为匹配形式支付单和物流单，并将“三单”信息推送给海关，最终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将境外商品申报入境并直接寄送至下单的消费者。跨境电商“推单”是近年来讨论较多、争议较大的一种商业模式，在本合规整改项目和《指引》中也都涉及到跨境电商“推单”，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跨境电商“推单”是值得讨论的重点问题，我们结合《指引》和司法实践经验对“推单”这一焦点问题做出如下思考：

（1）“推单”模式不完全合规

跨境电商“推单”模式不完全符合海关正面监管规定。根据《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号文）等文件的规定，目前的跨境电商进口应直接发生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并且需要向海关如实传输“三单”信息。但从正面监管的角度看，“推单”模式中的订单并非直接产生于向海关推单的跨境电商平台上，因此一定程度上使得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态脱离了海关的监管，破坏了海关监管秩序。同时，“推单”模式下的支付单和订单并非消费者的原始支付单和订单，而是内容一致的形式单据，海关难以监控数据的真实性，数据存在被篡改的风险。因此，跨境电商行业存在的“推单”模式难言合规。

（2）“推单”不必然构成走私

我们认为，不宜“一刀切”地将跨境电商“推单”认定是走私行为，而需要结合跨境电商的监管政策和《刑法》《海关法》等法律法规对走私的规定，对“推单”进行实质性审查，判断其是否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走私行为的核心要素是“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限制性管理”，走私犯罪应认为是侵害了海关监管秩序和国家税收的双重法益。因此，如果“推单”确实存在伪报贸易方式或伪报申报要素等逃避海关监管行为，例如将个人物品伪报成跨境电商商品进口，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外的商品伪报为清单内的商品，或低报商品价格等，则既侵犯了海关监管秩序又导致国家税款流失，构成走私犯罪，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推单”不存在上述伪报贸易方式等行为，没有偷逃国家税款，仅将某跨境电商平台的商品通过另一跨境电商平台申报，可以认定为“申报不实”并通过行政处罚等手段予以纠正，不宜对其进行刑法评价。

（1）对跨境电商走私适用合规不起诉符合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

跨境电商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兴商业模式，相关监管政策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从监管层面看，现行政策仍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布，对“推单”等跨境电商业务模式的合规边界、法律责任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各地监管部门对“推单”等行为所采用的监管态度在不同时期也不一致，导致跨境电商从业者对相关监管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

在监管政策仍在完善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应以什么样的监管力度、监管方式纠正跨境电商行业在先试先行中的错误，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应适当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轻易动用刑事处罚手段。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尚未定型的新兴业态，行政监管政策、立法尚且在完善之中，企业需要行政监管部门予以纠正和引导，不宜轻易追究企业和企业家的刑事责任。当然，包容审慎也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对跨境电商业务经营者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能够弥合鼓励创新与打击违法之间的缝隙，在敦促企业合规整改的同时，为创新做法提供改错机会。

（2）对跨境电商走私犯罪适用合规不起诉有助于平衡类似犯罪的刑罚力度

从现有立法来看，《刑法修正案（七）》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偷税罪”改为了“逃税罪”，增加了“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初犯免罚条款，因此无论逃税金额有多大，都有前置的处罚阻却事由。但对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而言，同样是逃税（关税及海关代征税），超过500万单位负责人就要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相似罪名在定罪量刑上的巨大差异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两罪的刑罚均衡性。在立法尚未修改时，需要司法机关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司法的能动性调整两罪的“落差”，例如对跨境电商走私犯罪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这也是机能主义刑法观的体现。

在过往办理跨境电商合规案件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推单”等商业模式在跨境电商行业中并不少见，很多跨境电商业务经营者也并未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在日常经营中存在不少合规隐患，若不予关注便可能发展为刑事犯罪。如何见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预防跨境电商业务经营者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变事后合规为事前合规，从个案合规向行业合规发展，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对此我们有如下几点展望：

（1）检察机关、行政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多方形成合规治理合力

检察机关和行政监管部门应发挥引导和组织作用，对于行业内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充分调研，探寻行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合规风险点，必要时对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严格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结合行业实际发展情况制定行业合规规范，同时广泛征求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的意见，对合规规范进行补充和完善。在发布行业合规规范后，发文单位还应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合规并给予适当指导和监督。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实施行业自律的重要职责，开展行业合规需要行业协会的参与，包括在行业内部定期召开合规宣讲，组织企业参加合规培训，聘请行业专家、合规专家为企业进行合规体检等。

（2）建立配套的合规监管制度

一是制定合规指引等指导性文件并充分利用，引导尚未建立合规体系的企业建立合规管理基本框架，例如广州市积极研究跨境电商行业问题，发布《指引》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组织跨境电商相关企业学习；二是创设合规认证机制，对按照合规指引文件建立合规体系的企业进行相应的评估，对符合合规指引要求的企业予以合规认证，并给予认证企业一定政策性优惠，例如在进出口报关时提供绿色通道，申请贷款时给予一定优惠等；三是完善监管部门的绩效考评机制和容错机制，行政监管部门应摒弃原有严刑峻罚的监管思路，以提升开展合规监管工作的积极性为导向建立容错机制，同时将合规工作纳入绩效考评规则中，提高监管人员的积极性。

2006年，原银监会现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对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提出了合规制度简历的基本要求；2007年，原保监会现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参照银行合规要求对保险公司提出了规范要求，（本法规被《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的通知》所废止）。2008年，以财政部为首，联合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设立于我国境内的大中型企业提出内部控制要求，并鼓励小企业和其他单位参照执行。2016年，国务院国资委在中国石油、中国移动等五家央企进行合规试点。2018年，国务院国资委制定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制定了《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以及去年下半年施行的《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

近20年来，虽然就合规这一主题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规范，然而这些规范制定的主体集中在分管的部委之间，以特定领域为设计对象，具体规范内容亦相对抽象和概括，缺少指导合规实践的具体实施细则。同时，虽然刑事合规整改是单独的一个类别，但由于刑事罪名所涵盖范围的广阔性，即便排除一些几乎不可能涉及合规整改的罪名，其能囊括的公司类型、经营领域仍然相当广泛，小到三十余人的家族企业，大到雄踞一地的实业巨头，最高检第四批指导案例更是将外资企业罗列其中。因此以企业类型或者所处行业为适用对象所制定的相关合规体系规范，对于刑事合规整改的借鉴意义不大；对于合规制度建立后是否能运行，如何设计等问题，上述制度也并未提及，难以适用。

其中，最有借鉴意义的或属《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该份文件除了在评价方法上采取了文件审阅、问卷调查、访谈调研、飞行检查、 穿行测试、感知测试、模拟运行等多项措辞以外，还根据中小型企业的企业规模设置了独到的管理机构设置形式、风险识别方式、风险应对和持续改进方式以及合规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该份文件用了与全文等量的笔墨制作了大量附件，以表格和量化的方式制定了较为契合中小型企业的合规评估方案。无论是从其内容的配适性还是考核标准的具体量化性，该份有效性评价文件都有更多关注的价值。

2022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全国工商联、中国贸促会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详细说明了合规整改第三方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职级划分、组织运行、监督启动和实施评价等多个方面，为企业在合规整改方面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但上述规范更多是以第三方监管者为视角，聚焦于企业合规整改在验收方面的要求。同年4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最高检，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为企业合规整改提供了宏观的指引，明确的程序阶段的划分和基础的规范要求，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合规规范的空白，但就具体实施的方式与企业差异化的处理办法，碍于篇幅该《办法》并未做更深入的讲解。但其对于合规风险的识别、违规行为的惩处、合规制度的构建、财务制度的支持和日常监管应对制度的构建乃至合规文化的规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合规整改到底需要“做什么”的方向性问题，只剩更为细化的“怎么做”等待解决。

1）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组织量刑指南》2010

1991年版的《组织量刑指南》一直被认定是企业合规正式诞生的标志，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企业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案件发生前已经努力建立意在控制违法行为发生的内部规范体系，那么在量刑裁决的过程中会因为这种努力而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这种将事前合规与责任豁免进行深度绑定的规范为企业带来了充分的合规内驱力，虽然我国目前的刑事合规整改集中于事后合规的领域，但亦契合我国《刑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组织量刑指南》一直采用要素法来评价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最初的版本包括：（1）以防范潜在风险为目的设计合理的合规制度；（2）公司高管对企业合规的内容和执行充分支持；（3）将符合合规要求的道德规范作为企业招聘和晋升的标准之一；（4）定期开展合规培训和教育；（5）定期对合规制度进行自我评估，展开内部监督和处理；（6）注重奖惩情况的平衡；（7）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后采取纠正措施。

然而这种突出要点的有效性标准很快就得到了企业的适应，企业合规快速转变成为照着清单一项项打钩的形式合规，对于企业是否能够具体执行，要素审查正在失去控制力。因此联邦量刑委员会在2004年对有效性七要素进行了修改，强化了组织领导者的作用和责任，并着重强调了企业内部合规文化的建设，这一版本的有效性七要素在2010年又一次被修改，提升了首席合规官的地位，并再次突出合规文化建设的作用性，希望通过自发的认可来弥补约束力的不足。

有效合规七要素的提出本意是为了避免企业走向纸面合规和形式合规的窠臼，然而其强调踩点得分的形式，恰恰鼓励了企业以拥有这一要素为主要目的，而不在意该要素是否发挥实际作用，反而大量促进了企业以纸面合规的形式换取潜在刑期上的减免，最终只能不断提高负责人在制度中的作用，并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试图通过上下一致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过度强调管理层的权限，却又忽略了高层独断决策可能带来的刑事风险，最终难以两全。

2）美国司法部刑事部门：《公司合规计划评价》2020

为进一步解决企业合规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在原有《组织量刑指南》的基础上发布了更加实质化的《企业合规计划评估指南》。该指南将企业合规的全部工作分为了若干个部分：（1）潜在行为的分析和补救；（2）中高级管理人员；（3）自治和资源；（4）政策与程序；（5）风险评估：（6）培训和交流；（7）机密报告和调查；（8）奖励和纪律措施；（9）持续改进、定期测试和审查；（10）第三方管理；（11）并购。也为了避免重蹈要素化严重的覆辙，评估指南在每一个板块后都列举了检察官在审查时可能遇到的诸多常见问题，以此作为指导具体实践的细则，并将上述问题归纳为三个板块：（1）公司如何处理和再预防违规的行为的发生；（2）由谁来负责全部合规制度的实施，其是否能做到足够独立，（3）合规制度和业务制度之间的紧密程度。

在此基础之上，《公司合规计划评估指南》经历了2019年和2020年两次修改，将要素和板块进一步融合，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1）合规计划是否设计合理，（2）合规计划是否得到认可并加以施用，（3）公司的合规计划在实践过程中有无起到作用。三个基本问题，往下又可以分为风险评估、奖惩机制、定期审查等子标题，更是将原有的百余个问题，扩充到了160多个。相较于2019年版，2020年版将第二点中的表述从“有效运用”，改成了“有足够的资源和权限来保证有效运行”，进一步将有效性的表述落到实处。以制度设计下的合规培训这一小点为例，该指南就专门设计了每次培训应当关注的问题、各不同的岗位应当接受如何差异化的培训、培训的形式、内容以及效果验收等细节，并单独设立了沟通、违规惩处、政策引导等多个独立专题，帮助企业在设计相关培训时提供方向，大大强化了实践性，同时各个环节都设计验收反馈环节，也使得首席合规官可以自下而上地了解不同员工对于合规培训的参与程度和对于公司内部政策的熟稔水平。

强调资源既是该有效性评价的进步和亮点所在，同时也是其在推行上的难点。相较于以事前预防换取事后免责的美国环境，我国的刑事合规整改集中于事后整改，因此全面铺开并非最优选择，然而以核心问题的形式引领合规计划的审查者，并作为企业制定合规计划的方向仍具有相当强的实践价值。

3）国际标准化组织：《ISO37301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

201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ISO19600 合规管理体系指南（2014）》，受到广泛认可，我国于2017年等同采用ISO19600：2014《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制定了GB/T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指南》。2021年 4月13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正式实施，从推荐性标准变为可认证性标准，并新增了包括对上下游企业的风险审查、管理层决策过程优化、合规文化、第三方聘任、内部调查检举和处理等多项调整。

ISO37301采用“计划”、“执行”、“检查”、“改进”的四块内容，在划分板块和要素的过程中便天然地解决了合规制度内部的问题，并以企业内部调整作为考察视角，大大强化了制度的可操作性。同时，由于该标准设计时所考虑的标准用途就是作为政府机构监管的依据和作为司法机关对违规企业量刑与监管验收的依据，因此其在设置时不但考虑到了以要素设置的方式保证企业最基础的合规框架完善，同时也以附录形式为组织实施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有关方法和措施的建议。就其完整程度来看，具有很强的可借鉴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ISO37301足够完善，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标准显得过于苛刻了。ISO37301发布至今已近两年，但获得认证的境内公司屈指可数，如果完全按照ISO37301作为是否符合刑事合规整改的标准，恐怕合规不起诉制度将成为空中楼阁。但不可否认，其按照合规计划的形成到完善的四步分类相当有效，在细节上亦有详尽的指引，可以成为合规有效性评价的重要依据。

1. 涉案企业的诉求在于通过合规评估考核

由于我国刑事合规整改的特殊性，涉案企业在整改期间具有非常强大的内驱力，对于他们而言，合规整改是否有效将会决定公司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否涉刑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企业而言非常容易产生一种“先通过考核，其他的以后再说”的心态。而这种内驱力会在通过合规整改考核后不断下降，并会因为合规制度运行所产生的成本而不断加速。因此在考虑有效性标准的时候尤其需要考虑制度的可持续性，将“不合规就会受到处罚”的内心博弈延续到考核以后。

值得借鉴的一种方式是设立企业合规监管保障金。这一设计源自于湖北省黄石市人民检察院联合黄石市司法局制发的《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人选任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合规监管考察费用由涉案企业承担，并设置了“企业合规监管保障金”。对于涉案的企业而言，设置合规监管保障金不但可以利用保障金的利息一定比例地覆盖第三方监管人的成本，同时，如果按照双倍余额递减的方法按比例返还，则能够在不拉长考核期的前提下增加企业的成本博弈。以五年可以收回全部保证金为例，企业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充分适应新设立的合规体系，对于监管者而言，亦是以观后效的良方。

2. 检察机关和第三方监管法的诉求在于消弭再犯可能

2021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八部委制发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涉案企业合规重在防止再次发生相同或者类似的违法犯罪。由于需要对考核和评估的结论负责，检察机构和第三方监管人自然都希望企业能够最大程度上消弭再次面对刑事指控的可能性。但若以此为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则可能会给公司带来过重的负担。从企业运行的角度来看，企业本质上是法律拟制的人格，无论企业内部的合规管理制度多么完善，具体的指令和任务都必须要交到个人手上才可能完成，而随着企业体量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分公司或者海外办公室的设立，总部对员工的控制能力势必会有所下降，这是合规制度无法解决的体系性问题。

捷迈邦美是美国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公司，该公司于2012年因贿赂海外医疗人员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进入了一年半的合规整改考察期。在监管期内，该公司发现其巴西分支机构仍有贿赂行为，便主动向负责的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自行披露，被要求延长合规整改考察期。但就在合规验收结束后不久，该公司于2017年又因为海外员工存在贿赂和账目问题而再次违反《反海外腐败法》，只得又进入为期三年的新合规监管期。无独有偶，摩根大通也在解除监管后一年内再次进入新的合规监管期。

因此，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犯罪预防并不完全取决于公司层面上是否设计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以及公司是否具有坚定的合规决心，亦有下属员工等不可控因素的干扰。虽然我国尚未设立三年之久的考核期，但随着合规整改制度的发展，类似的案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同时，是否再犯的观察维度需要横跨企业运营的较长时期，难以成为一个量化的标准，不利于实际操作。

3. 提高合规制度的有效性应充分降低执行阻力

企业设立的核心目的就是盈利性，与自然人犯罪不同，涉案企业几乎不会存在因为经济考量因素以外的犯罪动因。因此，行之有效的合规整改计划，一定会在成本上为企业解决困难。在环境管理领域很长时间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污水治理的设备远远高于企业违法后可能面对的罚款，进而导致了企业主动选择通过违法的方式来降低经营压力。如果对于企业来说，相比于遵守法律，上缴罚款是成本更低的选择，那么再精妙的合规制度都将形同虚设。因此合规制度的有效性标准，最核心的就是成本控制，这与税法在计算数额时所考虑的税痛感系出同源。

以最高检第三批合规不起诉指导案例中的第一案上海Z公司、陈某某等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的合规整改方案为例，经由律师团队设计，Z公司认真落实合规整改，与E平台达成数据交互合作，通过API数据接口直连，合法合规获取平台数据。合规获取数据不但根除了数据来源这一违法犯罪的核心病灶，更是通过合法获取数据的方式，剪除了维护高额数据爬取团队的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当合规的选择即是更节约成本的选择时，任何人都不会担心合规制度是否有效。

1. 正确理解全面性，刑事合规整改应当以专项整改为主

美国《公司合规计划评价》2020以及《ISO37301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都将全面性作为了合规制度有效性考察的一个基础原则，导致了部分律师和学者提出应当在刑事合规的过程中对尽可能多的罪名进行合规计划。这或许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困难。

一方面任何刑事合规的制度搭建都需要财力和公司资源倾斜作为保障。以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为例，其第404条要求每个上市公司都要将公司内的每一个岗位的职务、职责、风险进行描述，上市公司还要保证在对交易进行财务记录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这导致了公司运营的成本激增。该法案颁布后，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市值在此前后共损失了约1.4万亿美元。此外，据 Telos 最近开展的一项企业合规成本调查显示：每家企业要做到数据合规，平均需要遵守至少13个不同的IT安全或隐私法规，并且每年在合规性活动上要花费高达 350万美元。因此无端增加多项合规计划会大量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刑事合规整改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无需大面积铺开。对于一家以加工业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言，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名的预防几乎是毫无必要的，同理，从不涉及数据业务或者海外业务的公司也完全没有必要对此采取任何合规计划。

《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中便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将全面性改成了对涉案合规风险的有效识别、控制；《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则吸收了ISO37301的观点，将全面性重新定义为对企业合规制度在建立、实施、运行、维护、持续改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亦不再是对于合规制度所针对的范围的全面性。

2. 为不同企业制定具有差异化的方案

以《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为例，其明确提出了应当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类型的特点来完善合规整改计划，并充分考虑涉案企业可能面对的合规风险、业务范围以及所处行业的特点。就合规管理部门的设立而言，中型企业势必需要设立合规委员会、合规行政部门等专职部门，而小微企业则完全可以由内部或者外聘的合规专员负责合规管理工作，以降低企业在合规体系下的用人成本。同理，在合规风险识别和应对方面，中小型企业都明确要求具备日常检测程度与业务活动和产品服务相匹配，但对于微型企业而言只需要具备日常监测即可。

另一个相对重要的问题是合规体系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公司决策往往由企业负责人一人作出，负责人的意志与公司指令高度混同，因此，合规计划的重点在于限制负责人的管理权限。相反大型企业在决策过程上更为复杂，管理权也相对分散，层级更多意味着合规计划需要更多地关注审批流程，合规管理的重点便应当是决策过程的留痕化，确保每一道审批都有据可循，便于企业在定期自查中发现潜在的风险和既有的问题。

3. 确保首席合规官的职权独立性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设置首席合规官的制度要求，并为首席合规官的地位提供了法律背书，从刑事合规整改的角度来看，首席合规官（或其他合规部门第一负责人）的价值就在于摆脱为业绩而牺牲合规的情况。一旦合规官无法获得足够的公司权限，那么企业生产经营的需求势必会凌驾于合规风险防范之上。因此，在运行机制方面，企业可以将合规审查作为必经程序嵌入经营管理流程，重大决策事项的合规审查意见也应当由首席合规官签字，对决策事项的合规性提出明确意见。业务及职能部门、合规管理部门依据职责权限配合首席合规官完善审查标准、流程、重点等，定期对审查情况开展后评估。

在人选任免上亦是如此，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外聘的首席合规官，这一方面是源于公司内部往往没有对应经验的员工，另一方面则是并不是从公司内部选拔的合规官相比于任职时间较长的管理层更不会被公司内部的人情世故所累。同时，企业负责人的亲属、直系下属均不可担任首席合规官，以避免经营权限和合规管理的高度混同，导致合规制度形同虚设。

合规即成本。对于所有企业来说，保障企业发展盈利是第一要义，快速推进全面合规的成本无疑太高，在容易出现刑事风险或行政风险的特定领域进行专项合规可能是企业从成本角度考虑的觉悟。但是在2022年4月份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中第21条明确提到：“涉案企业应当以全面合规为目标、专项合规为重点，并根据规模、业务范围、行业特点等因素变化，逐步增设必要的专项合规计划，推动实现全面合规。”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企业涉案，在后续接受检察院主导的合规整改时，很可能需要面对检方或者第三方监督委员会要求的以全面合规作为目标的彻底改造的。在最高检第一批发布的合规典型案例三中：深圳市王某某、林某某、刘某乙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中，某音响设备供应商Y公司业务员王某某为了在客户B公司设备采购中获得照顾，向B公司采购员刘某甲陆续支付了好处费25万元，并在刘某甲暗示下向B公司技术总监行贿24万元，由Y公司经审核批准，通过第三方账户转出行贿款，深圳市南山区检查机关了解到Y公司是拟上市的重点企业，且在音响设备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因此不仅围绕商业贿赂犯罪相关的企业内部治理存在问题为其制定了合规计划，而且在回访时针对企业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等合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指导意见，推动企业查漏补缺并重启上市申报程序。

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企业来讲，一方面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全面合规体系构建的准备，那么即使得到机会接受合规整改的，后期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精力可能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不能把检察院主导的合规不起诉制度简单理解成一对一的辩诉交易，其在合规考察期之外，还会有对企业一个长期的跟踪和回访，这种考察很可能是全面而不是仅局限于涉案的某一个领域。

分析最高检颁布的几个合规典型案例同样可以发现，检方要求涉案企业提交合规计划或者整改方案中要求企业完善的很多举措，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都可能可以通过事前合规预防体系或者事中危机处理机制中来应对。以近期较热的数据合规为例，在第三批公布的全国首例数据领域刑事合规不起诉案件中，涉案企业Z公司通过数据爬虫技术非法获取某外卖平台的信息数据，给该外卖平台造成4万元的损失，触犯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随后向检察院申请适用合规监督考察程序。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检方在引导Z公司进行合规整改时适用了循序渐进的三阶段大合规体系：
第一步是事后合规整改，在于消除不法行为及不法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会考察企业是否全面停止涉案违法行为并积极进行赔偿，或者退缴违法所得，在本案中，Z公司围绕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制度进行自查整改，Z公司与E公司达成合规数据交互约定，彻底销毁相关爬虫程序及源代码，对非法获取的涉案数据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与E平台API数据接口直连，实现数据来源合法化；

第二步是建立事前、事中的合规预防、控制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是管理层与相关从业人员的自查自纠。在本案中Z公司误将爬虫技术认为是业内公开的技术代码，并未想过这样使用会构成犯罪，因此合规整改中要求明确企业负责人、高管以及业务员对于涉数据安全保护违法违规行为是否有了深刻的认识，对造成企业发生涉数据违法违规行为的内因和外因是否进行了全面分析——其实这里也涉及到一个事前合规的认识问题。爬虫技术本身不违法，但未经授权访问或抓取数据，或是将通过爬虫手段获取的数据用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则会涉及刑事风险。早年湖南九象、杭州魔蝎等案件均揭示了相关数据爬虫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一些贷超平台和大数据服务商违规收集用户隐私数据，售卖至套路贷平台等，给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刑事司法学界包括律师也对相关行为的刑事合规风险有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如果一些涉案企业能从这些案例中得到警醒，更早的重视和落实包括风险评估及控制在内的事前合规，损失和成本自然远远低于案发后再整改。当下《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数据信息领域的上位法框架规则基本成型，强监管已然来临。

其次是建立合规制度。在明确为何会发生犯罪后，针对企业抗风险薄弱环节构建事前的合规预防体系，通常是以完整可行的合规计划体现，并建设内部合规管理机构，可以是部门的形式也可以是个人的形式，对企业收集、储存、使用、加工信息数据的安全管理制定制度规范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评估监测，建立内部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数据处理的操作权限，对数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制定常态化合规管理制度，开展合规年度报告。在整改过程中，检察院发出建议书要求“规范技术汇报审批流程，建立技术应用合规评估制度，避免技术滥用”，重点就是对企业搜集的数据来源的合法性评估，消除内部管理盲区。同时Z公司也与相关平台签订数据处理协议，同多家大型互联网企业达成数据合作以搭建合法第三方数据获取的机制，助力后续数据业务的合规平稳开展。

最后是出现合规问题时的处置应对预案，建立健全数据违法违规行为问责制度和举报调查制度，明确违反合规计划的纪律处分和法律后果，并制定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决定数据安全事件进入紧急处置状态并指挥对数据安全事件的补救与通知上报。在本案中Z公司加入区级态势感知平台，提升安全威胁的识别、响应处置能力及数据及时脱敏、加密，增强网络攻击防护能力。

如果以合规视域下的单位独立意志论来考量企业合规的出罪功能，我们会发现，作为法人人格具现化的各类制度、体系，需要达到预期的效果，最终还是要依仗个人的落实。企业和个人的微妙在于，企业的运转离不开个人努力——不管是企业的运营，还是企业合规的落实；而所有的合规制度，不管是礼品还是捐赠制度，利益冲突制度，还是供应商管理制度，都是希望通过对人的精细化管理，从而避免人“犯错”，但人之所以为人，总是有欲望的，比如希望送更高价格的礼品以获取更多利益，住更贵的酒店以更舒适，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所有的合规制度都是反人性的，这也正是合规重要的目的和功能之一—防患于未然，但另一方面，当出现合规问题时，企业或者企业的实控人又希望合规制度能够起到一定的屏障作用来避免单位涉及刑事犯罪的风险。

目前公布的合规案例大部分是同时存在单位和个人刑事责任的双罚制犯罪，而在合规不起诉案例中，常见的是企业通过合规整改或者事前合规以避免单位犯罪，从这个角度讲，企业也就有了更倾向于推进合规的动力。但是，个人呢？怎样使得个人在推动合规中有更多的动力？或者说缓和这种企业与个人的张力？监管也作出了一些尝试，比如在最近一些案例合规计划的有效性评估要素中，对各领域的不同刑事风险，都提出企业需要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或是负责人对该领域负责合规体系构建以及监督考察。《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三条明确指出，第三方机制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单位犯罪案件，还包括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也就是说，企业员工实施了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则企业可能存在重大的合规漏洞，因此有必要对企业进行刑事合规整改；但对企业进行刑事合规整改后能否将其效用惠及于企业员工，即将企业的刑事合规整改作为从宽处理企业员工个人犯罪的重要事由，仍然存在争议。

在第三批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二中，K公司的总经理王某某得知公司与某上市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的信息后，两次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其好友，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罪。案发后，检察机关结合实际情况监督引导K公司及其必要的关联公司、子公司进行刑事合规整改。起诉后，检察机关结合相关企业的整改情况向法院提出了对企业员工宽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即将企业刑事合规整改作为从宽处理企业员工个人犯罪的事由之一。这实际上也为今后的涉案企业合规业务打开了一扇窗，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是自然人控股，人合性大于制度性约束，实控人或高管是企业运转的实质核心，若企业合规能够惠及涉案的个人，自然能够调动企业和个人推进合规建设的积极性。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目的在于希望企业能够建立原生性的自治生态系统，通过完善合规体系获得避免再度涉及刑事风险的能力，既能够缓解我国司法压力，激发企业的自主能动性，也能够提升我国企业的综合素质水平，不致于在越来越频繁的跨国贸易中遭遇境外的调查和制裁。

因此，无论是从最高检推进企业合规监管工作的期望，还是从企业自身出发的长远价值考量，实质合规都应当是最终且唯一的目标。企业自主合规建设工作以及检察院所要求的合规计划，都会提到对企业合规文化的培育，甚至是以此影响和改造商事交往过程中的合作伙伴，这是实质合规的最终形态。而形式合规、纸面合规之所以无法消除的原因，是合规体系的构建与维护本身是需要大量投入与长期坚持的前瞻性工作，是额外平添的“义务”和“负担”。将合规落到实处，事实上是对企业自治提出更高的要求。制度构建是第一步，但同时也需要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调整细化实施方案。企业所在行业合规环境，企业整体人员合规意识，企业内部合规人员话语权，方方面面均需要兼顾，又要选择性的做出取舍和让步，绝非成立一个部门/岗位，引入一套体系/模板就能够达成的。对于有能力的头部企业，自然是倡导其作为行业榜样，全面落实推进合规制度，并能够进行合规文化输出，致力于改善行业风气，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不加思辨的照搬照抄可能效果适得其反，必须把握好形式与实质合规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