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分享是社交媒体营销的典型方式之一：即通过现有客户向潜在客户分享产品体验，借助已有客户的推荐和评价为其产品 “背书”。此类营销方式相比于泛化的广告投放，更容易增强潜在客户的购买欲。

购物分享的一种较为传统的模式是消费者在其个人主页主动展示其购买记录、商品评价、收藏店铺等。实践中，若其他消费者可以通过搜索昵称等方式访问到消费者的个人主页，浏览其购买记录，产品评价等个人信息，此时信息的共享通常可以被认定为向不特定人群进行公开披露。

随着社交媒体在营销中角色的加强，部分企业会引导消费者选择开通相关功能，以向部分特定或不特定人群共享其订单信息。在此模式下，企业比较容易忽视给予消费者对其个人信息的足够的选择权。例如，在消费者选择开启相关功能时，默认自动同步消费者最近某时间段的订单信息，或在消费者选择共享订单信息时，将公开其商品评价、参加活动状态等也设为默认勾选项。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保法》”）的规定，向第三方共享或者公开披露他人的个人信息，均属于需要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事项。默认勾选、强制捆绑收集个人信息是当下监管部门对APP整治的重点内容之一。通过一揽子或捆绑的方式取得消费者同意或默认开启公布部分个人信息的行为，将可能涉及侵害消费者对于其个人信息处理的决定权。

我们观察到，不少零售平台内的社交圈的搭建是基于取得消费者同意访问其通讯录好友或通过搜索用户名加入好友而实现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向具有相似的消费习惯和审美倾向的群成员分享商品链接。这些平台的构建模式类似朋友圈，实际上属于一个半封闭式平台，但是部分订单信息的共享模式并不仅限于在平台内对好友进行展示，而可能突破该社交平台的闭环，向所有用户展示消费者的下单情况，如团购模式中，在商品信息页面同步滚动显示已下单买家的昵称或头像。此类信息的公开披露，在未明确取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还可能属于超范围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电商平台通过滚动展示商品的成交记录，除了将该用户的昵称和头像等个人信息对外公开以外，还同步披露了消费者的交易和消费记录，这些信息很可能构成用户的敏感个人信息。

综上，我们建议零售企业在选择采用通过公开此类信息渲染氛围进行营销时，需考虑就该披露事项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在难以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时，应对消费者账户的头像和昵称进行匿名化处理。

社交零售的另一特点在于不同用户之间频繁的互动。用户交互是社交生态的基础，对于零售企业而言，用户之间的数据交互和回转丰富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使用其购物平台的黏性，但引入用户交互模式也对平台的内容生态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新型的零售平台通过添加好友圈、红人关注等社交媒体中的功能模块，打破了传统营销中消费者对商品进行评价或回复他人评价等单一的互动体系，融入了信息内容平台和社交平台的内容。消费者除了在个人主页发布内容，还可以关注好友，发送私信，并在添加好友后进行聊天，互相传递照片、视频等信息。新型的零售企业不仅作为电商平台，还需要承担作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的责任，履行相应的监督与管理职责。

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企业作为平台方应当制定并公开管理规则和平台公约，完善用户协议，明确用户相关权利义务，并依法依约履行相应管理职责。此外，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若平台内用户实施侵权行为的，企业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还应当响应用户提出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要求，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电子商务法》也明确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社交媒体的属性，平台中的消费者在不具备较强的隐私安全意识的情形下使用聊天功能时，极易因为发布的内容不当而泄露自己或他人的个人信息，甚至是敏感个人信息，从而引起平台纠纷或客诉。

因此，对于用户交互中可能存在的泄露他人个人信息的风险，企业应向用户提示安全注意事项和予以警示，如在对话框内以弹窗形式提示用户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避免向他人公开可能危害个人人身、财产安全和名誉的信息。另外，企业作为平台方除了告知消费者在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时应当取得他人同意，还应提示消费者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在发布公开评价、私信等内容时，谨慎选择公开的内容。

此外，针对平台内部分消费者发布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信息的行为，企业还应当予以防范、抵制和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并在显著位置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渠道，公布投诉举报方式，及时受理投诉举报并反馈处理结果，以保障个人权益受侵犯的权利主体的投诉举报权利。

沉浸式营销的场景多种多样，而AR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较为广泛，如某联名推广活动中，客户可以通过AR人脸识别与追踪技术，在小程序内体验定制“面纱”；某电商平台为客户提供了游戏平台，客户可以通过佩戴AR眼镜，进入游戏界面，通过虚拟人物的跑酷，获得奖励。

在北美，近日某品牌因其网站上的“虚拟试戴”功能中收集消费者的生物识别数据而被卷入诉讼纠纷。根据原告提交的诉求，该公司在邀请消费者进行佩戴相关产品时，扫描了完整的面部轮廓，并使用了消费者上传的照片数据，用于匹配和调试产品的数据。原告主张在没有事先书面的隐私政策告知数据留存时间和规则的情形下，他们的个人信息被收集和储存，而背后的技术平台也牵涉其中。

在此场景下，VR技术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收集具有高度个人化特性的生物信息的边界。在实践中，无论是虚拟穿戴或游戏VR体验，除了面部轮廓外，还可能涉及眼动追踪、手指追踪或其他追踪功能，甚至涉及虹膜或视网膜扫描、指纹、手印和声纹等信息的采集。此外，部分追踪模式下采集的数据中可能涉及消费者的运动模式，如步态信息等，由于此类数据难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匿名化，因此在处理目的实现后的彻底删除具有重要意义。若违法使用相关数据用于识别或追踪个人，则会对消费者安全形成较大的威胁和隐患。

综上，企业在使用VR技术进行产品营销且采集消费者生物信息时，对具体信息类型的识别以及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取得消费者的单独同意尤为重要。同时，对此类信息的存储也是企业需要关注的重点，基于最小必要原则，当实现必要的处理目的后，即客户穿戴完毕且停止使用相关功能时，建议企业对相关数据及时进行匿名化处理（如技术上可行）或删除，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数据泄露造成的严重影响。

除了直接采集消费者数据外，企业还需留意在虚拟环境下消费者作为参与者提供的聊天或倾向性选择类的信息。如某品牌方提供的AR应用游戏，客户可以与虚拟的人物进行全面对话，并选择购买偏好等具有倾向性的答案。虽然此类信息的产生均在网络虚拟环境下进行，但是在消费者进行体验时，零售企业往往会预先让消费者扫码，以关联至其个人信息主体账号的方式登录相关小程序或线上APP等，因此在已识别具体个人的情况下，与其有关的信息均可能构成其个人信息。

企业在营销活动中通过构建网络虚拟场景并与消费者的社交媒体账户建立联系，如预先获取粉丝关注，加好友，或活动投票等方式下与消费者进行的互动，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获取的相关消费者数据进行判断。企业在主动获取消费者的偏好类的信息时，需要对其类别进行甄别，若涉及个人兴趣爱好，教育经历等关联个人信息的获取时，同样需要考虑是否应事先取得同意。

随着AR技术未来的升级迭代，若通过深度合成技术使用消费者数据制作图像、音视频、或虚拟场景，涉及提供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的，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属于需要取得单独同意的事项；若通过接入算法或人工智能技术，如在虚拟场景服务中通过算法技术实现与消费者的智能对话，则还需要遵守《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监管相关规定。在使用算法技术时，企业应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其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向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其提供便捷的关闭选项；向消费者提供选择或者删除用于算法推荐服务的针对其个人特征的用户标签的功能等。如若涉及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人工智能的内容时，企业还应注意不得非法留存能够推断出用户身份的输入信息，不得根据用户输入信息和使用情况进行画像，不得向他人提供用户输入信息，且不得根据用户的种族、国别、性别等进行带有歧视性的内容生成等。

现有营销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是使用基于标记的AR技术，即利用设备的摄像头识别条形码等可视标记，从而提供与屏幕上所显示对象相关的信息。在使用此类技术时，一般是通过消费者主动的空间移动和扫描进行体验，此场景需要获取的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对有限。

而随着深度沉浸式体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无标记AR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该技术依赖于消费者提供其位置数据（GPS）和行为数据以进行位置、速度等信息的识别，以便让设备展现出与镜头中的环境相匹配的事物。该项技术通常需要与消费者移动端的地图应用联动，并读取其相应的地理位置。部分营销活动为了提高销售率，还在AR体验程序中启动了地理位置定向，直接引导消费者找到线下门店。一般情形下，零售企业需要通过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如地图服务商）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零售企业需对其自身以及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数据处理角色进行甄别。《个保法》构建了以“向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委托处理”和“共同处理”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企业需要根据场景差异准确判断向第三方共享消费者数据的行为，并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

此外，零售企业还需要考虑到实际营销过程中数据传输的复杂性，如品牌联名合作、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渠道融合，企业与各方在不同场景下建立的数据处理法律关系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依据具体业务场景对相关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区分至关重要。零售企业在与各技术支持方合作时，就数据处理而言，通常可能构成委托处理关系。零售企业作为委托方需要通过数据传输协议对委托的各个方面，如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安全保护措施、信息删除和归还等进行明确约定，同时还需要对受托人的处理活动进行适时的监督，防止受托人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

数据爬取为企业的营销活动提供大量便利，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合规风险。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是网络爬虫治理的重点。《个保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依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入刑。

依据《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5273-2020），可识别性和关联性是判定个人信息的关键路径；《个保法》将个人信息定义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继而肯定了“识别”和“关联”相结合的识别模式。随着自媒体以及各类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网页上承载了大量数据，其中个人主动发布的数据已成为主流，此类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关联至特定自然人，因此大多可以被纳入个人信息的范畴。

网络爬虫技术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法律层面上也未禁止对爬虫技术的应用，但是基于网络爬虫可以快速获取覆盖面广、数量和规模大的个人信息的特点，不合理的使用该技术可能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严重影响，严重者可能触犯刑事责任，因而对企业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原则上，开展个人信息的采集和相关处理活动，企业需要以取得消费者个人明示同意为前提，但是依据《个保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取得同意的例外情形，企业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企业在通过网络爬虫获取公开的个人信息时，应考虑其获取数据的行为手段是否具有合法性。

一方面，企业需要关注其爬取的个人信息是否已合法公开。依据《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三条第十一款对“公开披露”的定义，为向社会或不特定的人群发布信息，属于个人自愿合法公开其个人信息的行为。但是，该条款中所指的“向不特定人群”，需要进行限缩解释，如在微信中向朋友圈内好友发布的信息，由于朋友圈好友仍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与不特定人群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因而不能当然被认定为是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在某涉数据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法院对互联网环境下数据获取（处理）方式进行了分类，认为对公开开放且不需要授权的数据进行的处理，不存在未经授权或超出授权的问题，属于完全公开的数据；在对非公开数据的判断上，需要参考公众对接触数据的受限程度，若设置了授权或访问授权，如密码验证等，则可能存在非公开的问题，处理相关数据需要获取授权。需要注意的是，依据某数据资产不正当竞争案，超出授权或约定的处理权限获取数据的行为也可能被认定为爬取非公开数据。

另一方面，企业还需要关注其对爬取的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预先判定其处理行为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个保法》并未对“合理范围”的边界进行清晰的界定，企业对进一步判断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是否在法定的合理范围内，需要结合是否将爬虫技术用于非法目的或使用非法手段，如是否存在将爬取的个人信息用于非法交易，侵害他人人格或财产权益，或通过窃取等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由此可见，即使消费者主动向社会或不特定的人群公开披露其个人信息，企业通过爬虫技术获取其公开的个人信息，也并非当然合法，处理目的和手段等因素均需加以考虑。企业若通过使用钓鱼链接诱骗或使用黑客技术等非法手段，侵入第三方的数据库或平台获取数据，或通过网络爬虫干扰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时，不仅不符合《个保法》规定的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还可能因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等行为，而被认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涉及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将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通过数据爬取行为不仅会触发上述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合规风险，依据数据爬取对象的不同，如对内容数据，商业数据，重要数据等不同数据类型的抓取，还可能触发其他的违法情形，例如网络上存在大量的自媒体内容，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包括用户评论等。发布者作为数据处理者，在发布上述内容之前在处理原始数据方面投入了大量劳动和资金，由此可能形成数据产品，当被爬取的信息构成作品时，可能导致侵犯他人著作权；若被爬取的信息构成商业秘密，或未经许可爬取他人网站数据，还可能构成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企业在使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相关数据之前，建议其对拟爬取的网页和可能涉及的数据类型和数量进行预先评估，并对爬取对象进行适当的限制，谨慎爬取涉及大量的敏感个人信息或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等内容的网页。在爬取数据过程中，严格遵守第三方网站设置的robots协议或其他站点要求，防止“未经授权”访问而获取相关数据，并注意对爬取频次进行有效控制，过高频率访问可能对第三方的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不良影响。在爬取数据后的应用阶段，企业还需要对其中涉及的信息类型进行适当识别，不得对相关数据进行非法提供、出售、披露或用于其他非法目的，对未经授权而获取的个人信息、作品或商业秘密等应及时予以删除。

• 自动采集：常见技术手段包括Cookies、App埋点等，所采集的数据主要为用户行为数据，例如浏览路径、访问记录、访问次数和频率、页面停留时长等。通过此类用户行为数据可以分析用户偏好，形成用户画像用于精准营销。考虑到用户行为数据在与其他信息关联后可能识别用户身份，因此用户行为数据存在构成个人信息的可能性。
• 用户提供：包括用户主动填写的个人信息（例如用户主动向品牌方留资或注册成为品牌方会员），以及经用户授权从第三方处获取的该用户个人信息（例如用户通过微信登录品牌方App，品牌方经用户授权从微信获取用户的微信昵称、头像和手机号码）。用户提供的个人信息往往可识别到具体个人，或直接包含联系方式，从而为品牌方提供了营销触达和丰富用户画像的机会，是品牌方极具价值的数据资产。

1. 充分告知同意

随着市场经营者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加之各大应用商店在App上架审核时均要求展示隐私政策，目前品牌方已普遍为自有营销渠道制定了隐私政策。但同时，隐私政策中的告知内容是否明确清晰、简洁易懂，隐私政策的展示方式和获取同意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还需品牌方持续关注和完善。

品牌方需要在注册登录页面、网站/App启动页或首页展示隐私政策，并通过弹窗提示、提醒勾选、突出链接等明显方式主动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确保用户在充分理解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做出同意，并且在获取用户同意之后方可开始收集个人信息。

就获取用户同意的方式而言，对于隐私政策的一般同意，品牌方可考虑采用交互式页面并部署勾选框或点击按键，供个人做出主动勾选、主动点击“同意”等动作。对于需要获取单独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在数字化营销场景中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向第三方提供、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较为常见），需要在针对隐私政策的一般同意以外，另行设置勾选框或点击按键，获取个人对该等特定处理活动的单独同意。

2. 区分直接和间接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可分为两类，即直接用户画像和间接用户画像。直接用户画像指向特定个人，为真实的用户数据集合；间接用户画像是基于具有相同特征的固定人群形成的画像，具有抽象性和虚拟性。间接用户画像信息颗粒度较大，与具体自然人的关联性并不紧密，而直接用户画像通常具有较强的个人信息属性，需要赋予与个人信息同等程度的保护。关于精准营销与用户画像的应用，可参阅文章：《用户画像：如何平衡商业化利用和个人信息保护？》

为了降低企业合规风险，我们通常建议品牌方尽可能避免针对特定消费者的直接用户画像，而使用刻画消费者群体特征的间接用户画像。如确需针对特定消费者进行直接用户画像的，品牌方需要向消费者明确告知其个人信息将用于用户画像目的、用户画像所使用的个人信息种类、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影响等，并获取消费者同意；如基于用户画像进行自动化决策的，品牌方还需事先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

3. App合规运营

自营App作为品牌方的客户数据资产的重要来源，其运营管理中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工信部门和网信部门不断加强对App（包括SDK）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监管力度，一旦品牌方自营App因未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而被处罚甚至下架，品牌方的商业形象、消费者信赖度等都将受到负面影响。

目前关于App处理个人信息的法规和国家标准已初步建立，品牌方可按照相关要求对自营App的合规情况进行梳理排查，包括隐私政策的展示、用户同意的获取机制、系统权限的获取机制、收集个人信息是否限于最小必要范围、是否存在强制收集或授权、个性化推荐的启用和关闭机制等。

App运营者除确保自身合规处理个人信息以外，还需要对接入App的第三方SDK进行监督管理。对于具有个人信息收集功能的第三方SDK，App运营者需要向用户告知第三方SDK的名称、收集个人信息的种类、目的、方式、申请的系统权限、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等，此外还需视App运营者与SDK提供方之间的数据处理关系，由App运营者或SDK提供方向用户获取同意。

4. 个人信息出境

对于外资品牌方而言，个人信息出境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外资品牌方通常出于协助境外总部分析中国市场情况、与境外总部共用信息系统、由境外关联方提供售后服务等原因，将中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传输至境外或允许境外主体进行远程访问。随着中国个人信息出境规则的落地实施，外资品牌方需谨慎考虑将中国境内收集的个人信息传输至境外的必要性。为了避免个人信息出境监管带来的合规压力，外资品牌方可考虑将中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后传输至境外，或者将不含具体个人信息的市场情况分析报告提供至境外，从而避免直接将个人信息传输出境。

• 品牌方向平台方的数据传输
  《个保法》实施前，品牌方通常会将用户或潜在用户数据传输至平台方，从而实现精准用户触达，这些数据可能包含群体标签数据，也可能包含具体个人信息。以往品牌方向平台方共享此类用户数据所受限制较少。
  在《个保法》实施后，品牌方需要取得用户对品牌方向平台方共享其个人信息的同意后才能进行传输。对品牌方而言，其数据库中的某些个人信息可能已无法溯源，也难以取得用户同意，此类数据合作可能因此受限。另外，《个保法》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在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时，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这意味着平台方必须允许用户随时关闭个性化推荐功能，一旦用户选择关闭，品牌方的精准营销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 平台方向品牌方的数据传输
  《个保法》实施前，平台方可能未经用户同意即向品牌方导出用户手机号码，品牌方可能直接将用户手机号码用于各类营销场景。《个保法》实施后，许多平台方已开展内部合规整改，如未经用户同意或未具备其他合法性基础，则通常不会向品牌方直接传输用户个人信息。
  以广告监测类数据为例，大多数公域平台均会在隐私政策中写明，平台会向广告主提供广告监测数据，例如曝光、点击数据、IDFA、Android ID、OpenUDID等设备标识符，有些隐私政策则会明确说明此类广告监测数据无法直接识别用户。需要注意的是，某些设备标识符属于唯一不可变标识符，可直接关联到具体个人，《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5273-2020） 也将唯一设备识别码（如IMEI、IDFA、Android ID、OpenUDID等）明确列为个人信息。从实践角度看，尽管仅凭设备标识符无法直接识别到具体个人，部分品牌方也未在其隐私政策中将设备标识符作为个人信息处理，但在品牌方打通不同的用户数据来源、与其他个人信息相结合的情况下，设备标识符仍可能识别到具体个人，从而构成个人信息，因此品牌方仍需考虑按照个人信息的相关合规要求处理此类监测数据。
  实践中，平台方出于联合营销、促成交易等业务目的向品牌方传输用户个人信息的情形依然常见，较为典型的是垂媒平台。以某汽车行业垂媒平台为例，为满足用户了解意向车型、报价和金融方案、促成交易等目的，平台方会向相关汽车经销商和厂商传输用户在该平台中已提交的信息，例如意向车型、所在区域、联系方式等。此外，平台方可能还会向汽车经销商和厂商传输无法识别具体个人身份的用户画像标签信息，供其进行市场分析和营销决策。

1. 确保数据来源合法

品牌方在从平台方接收数据之前，需要确保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具体包括两方面：（1） 平台方自身收集和处理用户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就平台方向品牌方传输的个人信息而言，平台方收集该等个人信息是否已获取了用户同意；以及（2） 平台方将用户个人信息提供给品牌方的合法性，即平台方需要向用户充分告知其个人信息会被提供至品牌方，如平台方与品牌方之间属于共享关系，则平台方应当取得用户对此共享活动的单独同意。

2. 与平台方明确个人信息处理关系

明确双方之间的个人信息处理关系是品牌方与平台方开展数据合作的基础。双方之间属于委托处理、共享、共同处理关系中的哪一类，直接决定了各自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不同。

通常情况下，适用何种个人信息处理关系是基于已经确定的合作模式和相关处理活动来甄别的，判断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具体项目背景、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相关计划、合作各方处理个人信息的权限、各方的法律地位等因素。适用共享关系时，提供方需确保个人信息来源合法，接收方则可自主决定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和方式；适用委托处理关系时，委托方无需就委托受托方处理用户个人信息向用户告知受托方的身份、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也无需取得用户同意，但委托方需要为受托方的处理行为向用户承担责任。

在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关系后，我们建议品牌方在可行的情况下与平台方签署数据处理协议，详细约定各自的数据处理权利和义务。关于个人信息处理关系的甄别和选择以及如何制定数据处理协议，可参阅文章：《个人信息流动中的数据处理协议，你准备好了吗？》

3. 留意处理活动的范围

对于平台方向品牌方共享的用户个人信息，品牌方也需要注意后续的处理活动应限于平台方向其提供时所获取的用户同意的范围，不得用于未经用户同意的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如品牌方需要变更用户先前同意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或需要增加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品牌方应依照《个保法》等规定重新取得用户同意。

电商平台的品牌会员群是公域平台中私域触点的典型场景之一，品牌方会在会员群中发放各类优惠、福利等营销信息，进行粉丝运营。对于申请成为会员的用户，品牌方会从平台方处获取该用户的特定个人信息。据我们观察，目前市场上的许多大型电商平台对于此类传输活动已基本实现合规处理：用户申请成为会员进群时，需要首先同意品牌方出具的会员规则和隐私政策（平台方会要求品牌方出具并展示于会员申请页面），并需要同意平台方出具的会员授权协议，授权平台方向品牌方提供用户的昵称、手机号码、生日等个人信息，用于品牌方向用户发送营销信息、提供会员福利等目的。

微信生态则凭借其天然的私域社交属性、多样的营销工具、丰富的内容呈现，成为品牌方私域布局的另一重要发力点。许多品牌方已开展了微信社群运营，品牌方通过微信社群进行营销内容推送，再引导用户通过品牌微信小程序、微商城、微信视频号小店等渠道下单购买，实现销售转化。品牌方若通过搜索用户手机号码的方式邀请用户进入微信社群，关键的合规义务在于确保用户的手机号码来源合法，且用户已事先同意品牌方将其个人信息用于发送营销信息、进行市场推广等类似目的。若在用户手机号码来源无法追溯，或无法确定用户先前同意范围的情况下就使用用户手机号码邀请入群，实践中可能会引发用户投诉或被平台方封禁帐号。

部分品牌方还会为用户建立专属服务群，从前期需求对接、到交易转化、再到售后维护，全程为用户提供专属服务。在此过程中，品牌方员工往往需要用户提供个人信息，以便为用户建立用户档案、填写销售表单、办理相关销售事宜等。品牌方通过专属服务群向用户收集个人信息时，如用户此前未通过其他途径对品牌方收集其个人信息的活动做出过同意，则建议首先向用户展示隐私政策，获取用户同意后再向其收集个人信息。品牌方还可考虑定期对员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培训，要求员工不得超出业务必要范围向用户索要其他个人信息，并仅在业务必要范围内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不得泄露或不当使用。

除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以外，社群营销模式中的群组管理等其他合规问题同样需要品牌方予以重视：

• 群组内容管理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即提供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的平台）和使用者（即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和成员）不得利用互联网群组传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品牌方在社群营销的过程中，不仅自身不得发布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还应当规范社群中的信息发布，如发现违法信息或不当内容，应及时制止相关行为并删除相关内容。
• 遵守平台规则
  品牌方的社群运营依托于第三方环境，需要遵守第三方的各项平台规则，例如帐号使用规范规则、数据收集和使用规则、违规信息管理规则、违规场景及处罚规则等。品牌方应事先详细了解相关平台的各项规则，并且通过制定行为准则、培训等方式要求相关人员严格遵守，避免因违反平台规则导致帐号封禁等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