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德解读】

本条的修改主要为对《反垄断法》行文结构方面的完善。内容方面没有实质性调整。

本次修改前，垄断协议的定义列在横向垄断协议条款的最后一款。修改后，垄断协议的定义调整至横向垄断协议条款和纵向垄断协议条款之前，并独立成为一条。

这一位置调整，从体例层面明确垄断协议的定义适用范围，即同时适用于横向和纵向垄断协议。同时，对于未来一些新形式的垄断协议，例如“轴辐协议”等也能起到兜底的作用，体例上更加科学、明确。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主要有两点：第一，明确了纵向价格垄断协议并非本身违法，确定了“排除、限制竞争”是判断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之一。第二，针对纵向垄断协议设置了“安全港“制度。

纵向价格协议的构成

在此之前，反垄断专业人员、执法机构及司法机构就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是否本身违法这一问题存在一定分歧。经典案例“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诉海南省物价局行政处罚再审案”就体现了上述争议。在该案中，一审法院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认定，不能仅以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是否达成了固定或者限定转售价格协议为依据，而需要结合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内容，进一步综合考虑相关价格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二审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否定了“排除、限制竞争”是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构成的要件，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法再审认为，纵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应包括“排除、限制竞争”，从规定本身及执法情况来看，对于符合规定描述的纵向价格协议即可认定为垄断协议，但经营者可通过提交证明未“排除、限制竞争”的证据进行抗辩予以推翻。

同时最高法提到：“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结合当前的执法实际，在总结积累执法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出台有关纵向价格垄断执法指南，进一步明确执法标准，给予经营者明确预期，促使经营者自觉遵守《反垄断法》，主动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本条修改新增表述明确了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充分体现了实际案例的经验积累及要求，有效解决了执法及司法中的争议。

“安全港”

“安全港”制度是通过设定例如特定市场份额等具体的市场力量标准，对低于该标准的经营者所实施的垄断行为进行豁免的规则。反垄断执法机构制定具体的“安全港”标准后，经营者有证据能够证明其市场力量低于法定标准时，不再适用垄断协议相关规定。

在此之前，我国已经有设置“安全港”制度的尝试，《2019年反垄断规章和指南汇编》一书正式公布了《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汽车指南》”）。《汽车指南》认可不具有显著市场力量的经营者实施纵向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一般可以适用推定豁免。并且明确了“30%以下”市场份额经营者相关纵向垄断协议可能适用“安全港”的规则。本次修订将“安全港”制度正式入法，为未来针对特定行业或特定行为设置“安全港”提供了法律依据。

引入的“安全港”制度也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盟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欧盟竞争法与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有关的立法主要体现在“Notice on agreement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101 (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 Minimis Notice)”这一立法之中，欧盟委员会发布的这一通知也称为《微量允许通知》（DeMinimisNotice）。《微量允许通知》中有关“安全港”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该通知的第8和第9条，其中就横向垄断协议的微量豁免的市场份额要求为10%，就纵向垄断协议的微量豁免的市场份额要求为15%。此外，还规定了当无法界定协议主体之间是横向还是纵向关系时的微量豁免的市场份额要求。

与我国《反垄断法》不同的是，欧盟竞争法同时对垄断协议从目的限制（restriction by object）和效果限制（restriction by effect）两个角度讨论了其分别对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

目的限制类的垄断协议往往能够产生重大竞争效果，例如横向协议中的固定价格就属于目的限制类的垄断协议，多认为这类协议无需进一步分析，而本身违法。《微量允许通知》也明确规定，安全港制度不适用于涉及目的限制的协议。本次《反垄断法》修改后“安全港”适用于纵向垄断协议这一做法，在最终效果上与上述欧盟的规定并不矛盾。

本次“安全港”制度入法之后，未来反垄断执法机构将结合中国市场实际情况针对特定行业或特定行为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安全港”规则，对降低执法成本，集中执法力量，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植德解读】

本条是本次《反垄断法》修改的亮点之一，增加了对于一般经营者组织、帮助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在第七章也相应增加了法律责任条款。

原《反垄断法》中仅规定了禁止行业协会组织、帮助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并未明确禁止一般经营者组织、帮助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

这类行为的一般实践表现为，竞争者间通过与一个居间方（例如，上、下游）沟通或意思联络，最终达成横向垄断协议。美国反垄断执法中，将这类垄断协议称为“轴辐协议”。

早在1939年美国“州际巡回放映公司案”（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1939]）中就对这类由第三方帮助、组织达成的垄断协议进行了处罚。轴辐协议，顾名思义类似于车轮，其轮圈由很多辐条连接，辐条通过共同车轴形成连接稳定的状态。轴辐协议就是指这类通过特定第三方（车轴）将一类竞争者（辐条）连接，组织、帮助该等竞争者达成的垄断协议。

在“州际巡回放映公司案”中，州际公司是一家连锁影院公司，州际公司向8家电影发行商分别发送邮件，同意在州际公司影院中放映该等发行商的电影，但要求该等发行商在其后许可其他影院进行二轮播放时：A.就该等电影其他影院夜间票价不得低于25美分；B.该等电影不得适用“两片同映”政策和其他影片一起播放。8家发行商都同意了州际公司的上述要求，并按照上述要求与其他影院签订了相关的合同。这样的结果是，尽管这8家发行商相互之间并没有直接签订协议，但它们的定价和放映行为却出现了高度的一致性。

上述案件中州际公司即实施了组织发行商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属于《反垄断法》本新增条款所禁止的行为。另外，近年来，平台轴辐协议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也明确了规制了平台轴辐协议：

“第八条 轴辐协议

具有竞争关系的平台内经营者可能借助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或者由平台经营者组织、协调，达成具有横向垄断协议效果的轴辐协议。分析该协议是否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制的垄断协议，可以考虑具有竞争关系的平台内经营者之间是否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方式，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

上述规定中，平台经营者是“车轴”，而平台内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是“辐条”，如果平台经营者通过算法或平台规则等，帮助平台内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反垄断执法机构可适用本新增条款对平台经营者进行查处。

如仅在《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规制“轴辐协议”，将面临两个困境，一是《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位阶较低，其性质仅为指南，后续执法中容易存在争议；二是《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仅适用于平台经济领域，但“轴辐协议”这一行为可能广泛的出现在各行各业中。例如，整车厂商与汽车经销商的合作中，往往会对经销商的销售进行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类行为如果导致实际中汽车经营商达成了垄断协议，则反垄断执法机构可适用本新增条款对整车厂商进行查处。

根据第七章的法律责任条款，对于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的经营者将会被处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的，可以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章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植德解读】

本次修改中针对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技术或新方式实施滥用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制。尤其是前文第九条中，直接增加了禁止利用上述方式实施垄断行为的描述。

数字经济及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全新的经济模式给全球的反垄断执法带来新的挑战，各国都在纷纷出台针对数字市场的相关反垄断新规，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比如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预计将在年内生效，主要针对数字市场垄断行为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制。

我国相关情况的分析请参见前文第九条。

第四章 经营者集中

【植德解读】

本条明确了对于未达申报标准，但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经营者未申报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依法调查。

实际上，早在2008年国务院基于《反垄断法》授权制定申报标准时，在《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中已经明确规定了未达申报标准的兜底条款：

“经营者集中未达到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但按照规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和证据表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进行调查。”

本次修改，将该兜底条款入法，进一步增强了该条款的可执行性，首先可以要求经营者主动申报，在经营者未申报的情况下，进一步依职权调查，为执法活动扫清了障碍。

在近年的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中，有些细分行业的头部竞争者尽管营业额不高，但往往具有很强的市场力量，并且基于其资金优势，通过发展初期的快速补贴或并购等方式迅速获得市场支配地位，长远来看，不利于行业良性竞争及发展。

例如，滴滴与优步案中，滴滴在当时主张其营业额未达申报标准。考虑到当时网约车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双方营业额不达标这一情况是有可能的。但双方系当时该市场中两大头部竞争者，单独及合计市场份额均很高，该收购案很可能具有潜在的竞争问题，也因此引发了行业内的广泛关注。

反垄断执法机构已经对上述滴滴与优步案件进行了主动调查，提示企业未来在对于互联网平台等敏感行业的早期投融资并购交易中，特别注意评估因本条款修改可能对交易带来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基于头部平台流量转化或资金力量而迅速取得市场份额的“独角兽”企业，尽管在初期营业额未达申报标准，但如果有涉及竞争对手的并购交易，也会受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监管。

【植德解读】

本新增条款明确了《反垄断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法定期限计算的“暂停”机制，也被成为“停表机制”。

《反垄断法》中规定的普通程序下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的法定审查期限包括如下几个阶段：

初步审查自立案之日起算，之后两个阶段均为前一阶段到期后起算。

实践中，在申报方缺少申报经验，或在较为复杂的案件中，因当事方提交资料不满足要求，或复杂案件收集证据、出具经济学报告、附条件方案制定及谈判等各类特殊情况，都将耗费大量时间。在没有停表制度的情况下，当事方占用了过多审查时间，而留给执法机构的审查时间非常有限，可能导致审查工作难以在上述法定期限内完成。但为了同时符合上述法定期限的要求，当事方往往需要将案件撤回，重新提交。

本次新增的停表制度，将很大程度上解决这类因特殊原因导致的审查时间延长的问题。经营者资料不完备、附加限制性条件评估等均不计入法定审查期限，另外如出现可能影响审查的其他特殊事项，也可以暂停计时。停表制度的增加有利于划清申报方与审查机构之间的责任界限，有效保障了未来经营者集中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完成，解决了审查人员与申报方之间因时限而产生的矛盾。

此外，停表制度的新增，也会让经营集中申报业务更加专业化。未按照规定提交充分申报资料，或者提交不专业申报材料，可能面临着被多次停表，导致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申报批准的局面。

同时，遗憾的是，本次修改中，未将简易程序申报的审查时限纳入《反垄断法》，也没有对于经营者初次提交资料后到正式立案之前的审查期限及流程进行明确。我们理解，可能仍需要后续根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经验积累、人员增加等情况进一步摸索确定。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新增了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分类分级制度，并提到加强国计民生重要领域的申报审查。

这一条是本次修改决定中的亮点之一，相较于之前《修正草案》中列举“民生、金融、科技、媒体”的方式，调整后的条款更具可执行性并且能显著提高审查效率。

基于过去申报实务，部分行业因行业特征很容易达到申报门槛，但同时竞争者众多，该等市场中的交易，往往很难会引发竞争问题。而相对而言，一些新兴行业，经营者尽管营业额不高，但可能具有很高的市场份额，甚至垄断地位。根据《修正草案》及执法实践，我们推测，未来有可能通过对竞争问题较多的重点行业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而对竞争问题较小的行业通过分级分类，降低审查要求，以提高审查效率。该条款的落实尚待结合未来执法机构出具的细则等文件进一步观察与分析。

第五章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植德解读】

本条新增的内容是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类型的补充及完善。本条修改有三个方面的亮点：

行为类型的补充

原《反垄断法》在本章开头规定的滥用行政权力行为仅提到了“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对于其他类型的滥用行政权力行为并未进行描述。

本次新增的条款在原来的“限定交易”之外，增加了“妨碍市场进入”及“不公平待遇”这两类常见的滥用行政权力行为，上下文连贯和体系上更为完整。

实施方式的列举

新增条款还列举了其实施方式，例如“通过与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备忘录等”，强调滥用行政权力不一定仅通过发布相关规整制度或单方实现，有可能基于协议等双方方式实施。

构成要件完善

在本条结尾补充了“排除、限制竞争”的表述，虽然滥用行政权力本身就有这一表述，但结尾这一描述强调了认定行政行为构成滥用应分析其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这一要件。条文结构更为严谨。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扩大了其原条款的适用范围。

原规定仅明确了不得排斥、限制外地经营者在当地参与招投标，如严格按照字面含义理解，这一表述不适用地域限制以外基于设置的其他类型不合理的条件，限制经营者参与招投标的情形。

但实际中，存在大量通过设置其他类型歧视性标准来限制部分经营者参与招投标，例如在组织形式、所有制、规模等方面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性条件；甚至是直接指定特定经营者从事相关事项的情况。

另外，招投标活动仅仅是通过行政权力限制经营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实践中，行政机关有可能通过招投标之外的其他方式对经营者进行差别待遇，例如设置准入门槛等。本次修订完善了对于其他类型经营活动同样适用的兜底条款，规定更为完善。

上述修改将有利于进一步防止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施可能属于滥用行政权力的各类行政行为，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市场竞争态势。

另外，实务中企业很少会质疑当地行政机关颁布的行政命令或实施的其他行政行为，往往默认行政行为一定是合法的，以至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鲜少采取主动维权措施。企业经营者应加深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认识，在自身权益受损时，可依据《反垄断法》积极开展维权活动。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增加了行政机关强制经营者在当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违法情形。

原条款仅规定“排斥、限制”这类拒绝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滥用行政权力行为，而实际中存在大量行政机关强制经营者在当地投资的滥用行政权力行为。

例如，在2021年3月的诏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案中，当地行政机关在其特定项目的评审办法中提到：进入县财政投资评审中介库的社会中介审核机构应符合的条件中，含有“外省企业必须提供入闽登记证明材料”，“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非漳州市本辖区企业，必须在漳州设立分公司并在诏安县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的条款。这些条款相当于变相强制了参与项目的经营者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为对原有规定表述的完善。

本条表述的完善，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对行政机关的规制效果，避免因语意不清，导致执行层面的困难。

【植德解读】

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一般由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但在实践中，除行政机关之外，法律、行政法规还授权一些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行使一部分行政职权。

这部分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执行特定行政事务，例如新闻出版局、道路运输管理局、地质勘察局等；另一类主要负责特定事务的执法监督，例如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物价监督等。这些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自己的名义在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并且可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实践中，大量行政行为是通过这类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来实现的，对该等组织进行规制是《反垄断法》的应有之意，并且目前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也已经广泛地适用于该等组织。本条规定在原来行政机关之外，增加了“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为未来执法提供法律保证。

第六章 对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

【植德解读】

本次修改明确了反垄断执法人员应对自然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也承担保密义务，是对原条款的重要完善。

实际执法活动中，很多情况下，执法人员不但会获得被调查人的商业机密，在对微信、钉钉等新的沟通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的活动中，还会获悉大量被调查对象相关员工、举报人及相关第三方等的隐私与个人信息。本次修改了完善了对这类调查活动中获悉的个人隐私及信息的保护。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11月1日起生效，本条修改也反映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的要求。

【植德解读】

本次修改后条文针对滥用行政权力增加了上述两条规定，明确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滥用行政权力行为进行调查的权限，并且强调了被调查相关主体有配合调查的义务，同时进一步列明了调查及执法方式。

原《反垄断法》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相关规定中并未明确授权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进行调查，也未明确调查方式，仅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滥用行政权力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通过向其上级建议的方式纠正。

而本次修改首先明确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其他行政机关的调查权限，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他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明确了相关主体的配合调查义务，有力保障了反垄断调查工作的开展；第三，明确了可以通过约谈相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调查方法，解决了调查中最为困难的环节；最后，提出可以要求其提出改进措施，从原来仅能向其上级提供建议，变为可直接规范相关行政机构。总体而言，上述调整从执法的核心层面保障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针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类型的行为调查时，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有效执行，为未来的相关调查活动铺平了道路。

第七章 法律责任

【植德解读】

本次修改对于各类垄断违法行为均大幅增强了处罚力度，本次处罚金额的提高，既是我国经济水平提高的体现，也是加强反垄断执法及监管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本条修改前后垄断协议违法行为处罚对比如下：

根据本次修改后第十九条新增的“轴辐协议”的情形，增加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即参照垄断协议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垄断协议行为处罚的金额进行了细化及提高的罚款金额，增加了对相关责任个人的罚款。

除罚款金额提高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对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相关责任个人的处罚。针对垄断协议相关责任个人的罚款是首次出现在我国《反垄断法》中，我们理解，这一调整与垄断协议的特性有关。垄断协议至少需要双方或多方具有共同实施特定行为的合意方才可达成及实施，一般需要经过企业负责人的决策和肯定。通过增加对相关责任个人的行政处罚，能够起到警示及纠正效果，有利于发挥法律的预防作用。对于责任个人而言，不仅仅是高额罚款支付的风险，同时相关责任人受到行政处罚，对其之后在特定单位或公司的升职及任职都将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我们提示经营者在未来合规中特别注意相关风险。

【植德解读】

首先，本条修改根据交易对竞争的不同影响，区分了违法实施集中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罚则。根据行为损害后果不同而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有利于起到引导及警示效果，有效地预防经营者，尤其是市场力量较强的经营者，考虑违法成本低，而交易实施后将带来巨大利益，而故意实施违法集中的情形。

对于不存在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集中，罚款也从之前的50万元以下提高到500万元以下，避免经营者因违法成本较低，考虑时间等因素选择先实施集中，再接受处罚的做法。

增强处罚力度与目前其他主要司法辖区的做法也是一致的。在美国如未依法申报，可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处以最高超过4.6万美元每日的罚款。欧盟的申报在制度和基本安排上和中国基本是完全一致的，未依法申报的罚款可以高达参与集中经营者营业总额的10%。在印度，未依法申报可能会被征收个人或企业总营业额或总资产1%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除了对经营者进行罚款之外，在有些司法辖区，对违法实施集中的相关责任个人也采取罚款等处罚。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增加了确定罚款数额的考虑因素。

首先，针对最主要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违法实施集中行为，新增消除违法行为后果作为确定罚款的考虑因素。这一表述有利于经营者在实施违法行为后，主动整改，积极自我纠正，有利于消除竞争不利影响，极大程度降低了后续执法压力。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除了列举了民事责任可能的类型之外，新增了设区的市级以上检察院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内容。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无论是垄断协议还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都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侵害不特定的最终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提起垄断民事诉讼的难度非常大，一边是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企业，另一边是缺少专业法律知识的一般消费者，即便提起诉讼，在收集证据及论述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困难。而检察院公益诉讼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原被告力量不对等这一问题，对垄断行为纠正及被侵权人获得民事赔偿都能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总体而言，本条修改对于因垄断行为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或经营者未来获得民事赔偿起到积极效果，进一步增加了垄断违法成本，起到预防垄断行为的作用。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新增了对于行政机关及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事后监督的规定，要求其在改正后向上级机关和反垄断执法机构书面报告改正情况，将行为纠正落到了实处，通过事后监督进一步保证反垄断执法的效果。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针对各类拒绝、阻碍调查或审查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是本次修法系统提高处罚力度的一部分。结合新增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修改前后罚则对照如下：

近年来，类似的违法行为主要出现在反垄断调查案件中，部分当事人隐匿、转移、销毁相关证据，并且个别案件出现过暴力抗拒调查的情况，近年的部分案例如下：

【植德解读】

本次修改前，仅拒绝、妨碍调查的罚则中有专门针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处罚规定。本条新增的规定对各类主要的垄断违法行为均增加了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情况的加重处罚，并且直接规定按普通情况的2-5倍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对于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最高可处罚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0%。这样的处罚力度可谓触目惊心，高额处罚对于提高企业的反垄断合规意识及加速反垄断合规体系建设都将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植德解读】

本条修改对实施垄断违法行为的经营者增加了记入信用记录的规定，进一步提高了违法的成本。这一修订与我国近年来逐步完善征信系统密不可分。同时不良的信用记录很可能会影响企业未来评优、补贴及参加政府采购等经营活动，特别提示医疗、软件系统等相关行业的经营者，注意这一条款，加强反垄断合规工作。

【植德解读】

本条与第四十九条的都是针对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保密义务的完善。正如前文所述，本条修改一方面强调了对执法过程中获得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另一方面也与2021年11月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

【植德解读】

本条规定是对之前体例上的完善。修订前，在拒绝、妨碍调查及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泄露保密信息的部分提及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实际中，在滥用或实施其他垄断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构成犯罪的行为，例如商业贿赂等，也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次将刑事责任独立于特定的违法行为，单独列为一条，从体例上更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