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颁布的指导案例中第一个案例“重庆某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关某岗、陈某林、李某芳等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污染环境案”与第二个案例“司徒某戊、司徒某协、陈某峰、李某贤等非法倾倒毒性工业固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涉及的行为主体都属于为无证经营，实施行为都属非法处置固体废弃物，损害事实导致环境污染构罪的案件。

案例一企业本身是医疗废物的回收企业，其在回收医疗废物后，将医疗废弃物转卖给没有资质的其他企业处理，最终导致污染环境；案例二中涉案公司在不具备相关资格证书的情况下违法回收锂电池等废弃物，并非法转包给他人进行非法倾倒，造成环境污染。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固体废弃物的生产企业，还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企业，虽然处于两个阶段，但无论所处阶段对固体废弃物违规处置都会构成污染环境犯罪。对于固体废弃物生产阶段企业而言，如果自身没有处理能力没有相应的经营资质，就应该依法将固体废弃物委托给有资格证书的正规企业进行处理。对于处理阶段企业而言，除了要依法申请相应的资格证书，还应该以合法、合理的手段依法对固体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通过转包、转卖的形式非法处置。

通常情况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属于特殊的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即只要存在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无论侵权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都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为其行为负责。此外污染环境罪属于故意犯罪，需要行为人具备犯罪故意，即明知其行为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企业如果存在没有通过环评、未及时排除环保设备故障、未审查合作方资质、合作方收费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等情况，企业也不能举证证明自身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相关措施或努力，则可以直接推定企业具有污染环境的犯罪故意。

上述法益保护精神在指导案例二“司徒某戊、司徒某协、陈某峰、李某贤等非法倾倒毒性工业固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和案例四“句容市后白镇某村民委员会、袁某政等非法掩埋废酸、废油脂等污染环境案”中均有体现。

指导案例二中，法院在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环境污染的故意时，参考了涉案当事人的正常认知水平、职业情况等，认为其作为运输行业经营者应有核查了解其所运输货物的义务，因此推定其有污染环境的故意。

此外在指导案例四中，涉案主体村委会，虽然出发点是想帮助处理废油脂，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意识，采用非法填埋的方式进行违规处理，造成了环境严重污染，“好心”却办了坏事，可见缺少法律意识并不影响对犯罪故意的认定，典型警示教育作用的树立。

从上述两个指导案例可以看出，在惩治环境污染犯罪过程中，司法机关是可以通过涉案当事人的客观实施的既定行为，同时参考其正常的认知水平、履职义务等因素来反推其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犯罪故意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如果在此时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其没有主观故意，就会面临着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

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发布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基本原则。此次发布的污染环境的指导案例中认罪认罚制度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对于积极整改、积极补救的过错企业，检察机关也视情况采取了撤诉等从宽决定，法院也作出适当减轻了对企业的处罚决定，充分体现了环境污染类犯罪“惩罚和治理”相结合的司法精神。

在案例五“张某伟、张某盟、姜某、康某辉等非法倾倒废料污染环境案”中，行为人虽然非法倾倒废弃塑料造成环境污染，但是由于其倾倒数量不足3吨；而且行为人事发后认罪认罚态度良好、积极履行环境修复义务，并主动承担了处置污染废弃物的费用，整改结果与表现良好，法院结合上述情况最终对相关负责人判处了缓刑。

在案例十“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诉陕西省西咸新区某管理委员会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中，涉案的管委会也是在诉讼过程中按照“清、运、填、覆、绿”的有序程序、积极清运整治建筑垃圾，消除文物保护潜在危险，最终达成了整改目标，所以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撤回起诉的决定。

结合上述案例，司法机关之所以不断加大对环境污染类犯罪的惩罚力度，根本目的在于“以罚促治”，通过对典型警示教育作用的树立，辅之惩罚方式来促使企业不断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加强环境治理的效果。因此，无论是在诉讼哪个阶段，事前亦或事后，只要企业能够以积极认罪认罚的态度、加之积极整改实施行为，最后良好的整改结果与表现，以最大可能程度地削减其行为对环境已造成的不利后果，就可能获得司法机关的谅解，为企业争取减缓、减少责任的有利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颁布的十起典型案例中有三起为公益诉讼案件，在其中有两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和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根据201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在刑事案件中提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从中不难看出对环境污染整治与打击的手段不仅局限于民事领域，还覆盖至行政与刑事全方位，可以对违规行为的追责得以实现多角度监察与管制。

例如在案例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郎溪某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某贸易有限公司、黄某庭、薛某走私‘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针对涉案企业违法进口“洋垃圾”的行为，检察院在刑事案件中提起了附带民事案件公益诉讼，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对涉案企业做出刑事处罚的同时还要求该企业承担“洋垃圾”的处置费用。

在案例九“丽水市绿色环保协会诉青田县某废油回收再利用加工厂、胡某泉等非法倾倒废渣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法院充分考虑到因固体废物污染造成的污染环境修复的紧迫性，以调解方式化解了纠纷，同时涉案企业积极整改，以实现修复工程费用和生态补偿费用得以最快形式、最短时间到位，最终仅承担了民事责任，而免除承担更严格的刑事责任。

在环境污染类犯罪归责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为了体现环境司法监督对违法行为人民事、刑事、行政全领域与多角度追责的鲜明态度。

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特有的业务类别、行业区域和业务流程，参照各类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确定自身的环境保护义务。比如某些企业需要对固体废弃物的认定范围有准确的认知：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规定，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不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标准（规范），或者因质量原因而不能在市场出售、流通或者不能按照原用途使用的物质，称之为“固体废弃物”。正如案例一中提及的医疗废弃物、案例三中涉及的过期药物，案例七中生活垃圾等从定义与性质上都属于固体废弃物，这些基础的问题常被企业所忽略，直接影响了后续对此类产品的非法处置行为，如若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可能会构成犯罪。

上述案例一和案例二中，企业以违规方式将固体废弃物转卖或者转包给不具有经营资格的企业此种行为最终也被规制；为此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时需要履行对商业合作伙伴的审核和尽职调查义务。企业需要事先重点关注合作伙伴的资质能力、行业资信、违法涉诉记录、是否存在违规外包等情况，对合作伙伴的严格审查，可以帮助企业避免因为合作伙伴的违法行为而牵涉其中，减少未来企业因此产生的违规风险。

环境污染类刑事犯罪的行为主体既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例如对于单位犯罪，我国采取双罚制，即企业和企业的负责人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除了单位决策实施犯罪外，单位主管人员对违规行为未加制止、未采取应对措施，以及使用单位证照、使用单位车辆和生产设备实施违规行为的，都可直接认定为单位犯罪。比如在上述案例一、案例四和案例十这三个案例中都是因为单位的个别负责人亦或员工的违法行为而导致整个单位面临处罚。

为了实现个人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分离，需要明确不同岗位在环境保护刑事合规中的责任划分。履行流程方面，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审批机制，落实在决策、授权、审批等治理各流程中增加合规化的具体执行规则和保护方案；在发生环保刑事合规风险后，实现快速定位责任人，达到“责任到岗，责任到人”的效果。实体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合规培训、签署合规承诺书、发布合规手册等多种形式明确员工违反环境合规的责任，并以此作为单位争取免责的依据。

在案例一和案例二中，涉案企业都属于合作伙伴本身没有合法资质，非法处置废弃物，导致构成环境污染犯罪。为此，企业如若想避免为合作伙伴的违法行为买单，就需要不断加强对合作伙伴的监督和管理。企业可以通过采取针对合作方的刑事合规审查、在合作协议中增加合规保护举措、在业务开展过程中采取持续性的风险提示和合规监督等举措，以有效防范和控制刑事风险。比如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中，明确固体废弃物的处置方法、违约责任等各项具体措施，或者派遣专门的工作人员至合作方，对其处理废弃物的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和把控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从指导案例中可知，企业可以进行整改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积极承担固体废弃物的处置费用、开展环境修复工程、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签订和解协议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例如指导案例十中，也是因为涉案企业积极整改的行为，最终检察机关结合此情形才作出了撤回起诉的决定。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申请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必须具有符合要求的设施设备，设置有从事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和检测评价人员，制定了保证安全处置的规章制度。同时医疗废物产生单位也应依法审查处置单位是否具有经营许可证，否则也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新固废法第九十条规定“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且该条款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的全过程监管。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医疗废物产生单位首先应设置监督管理部门或专业人员，负责本单位医疗废物管理相关工作的开展。其次，对于从事医疗废物处置工作的人员应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防止其身体受到危害，同时应对其进行有关法律和技术、安全保护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知识培训。第三，对于医疗废物的容器、包装物及相关设施应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第四，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对于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或者数量、交接时间、处置方法、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等情况作出详尽的记载，并进行妥善保存。第五，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应定期进行环境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方面的检测评价并定期报告。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应制定意外事故的方案措施和应急预案，在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时，及时实施应急处置措施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同步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也需向可能遭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进行通报。

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办理登记并在其经营范围中注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企业，方可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申请处理资格的单位应当符合具备完善的处理设施、具有分拣包装及其他设备、具有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制定利用和处置方案等要求。

此外，新固废法第六十六条还规定了电器电子、铅蓄电池、车用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要求电器电子、铅蓄电池、车用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按照规定以自建或者委托等方式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要求就其回收和利用的情况向社会公开。

相关单位应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置的日常环境监测制度。设立监管部门和人员专门负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置的环境监测工作，将其作为制度化的日常事务加以推进并按规定保存监测记录。坚持科学有效监测，严格执行标准，遵守监测程序，保证监测质量，以实现数据的准确、有效。对于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处理，制定治理方案，并落实治理措施。

相关单位还应当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对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基础信息、接收、出库、处理流程、拆解产物、利用情况、委托处理等流程均采取数据信息方式进行录入和管理，同时妥善保存好所有的数据记录并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定期报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鉴于目前我国已经对不同种类的固体废物制定了不同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制，因此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应首先依据其产生来源、所含物质成分、性质等因素，并结合新固废法、《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等规范性文件来识别固体废物所属类别，并以此确定应当适用怎样的科学方式及法律规定进行分类处置和管理。不得将性质不相容且未经安全处置的危险废物进行掺杂，也不得将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进行混合。

企业应当建立并完善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制度，制定风险清单，将合规审查要点融入管理制度之中，明确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流程污染防治要求，并设置考核方案和处罚标准。同时，企业应当建立固体废物全过程管理台账，健全数据信息管理系统，详细记载并保存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

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如需委托外单位处置固体废物，应核实该单位是否具备相应主体资质及技术能力，并应与其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各方在污染防治方面的要求和义务。该单位的合同、相关主体资质及技术能力证明材料等也应留档保存。

依据新固废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的，应当向移出地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在移出地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商经接受地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得到批准。企业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的，应当报移出地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依据《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转移危险废物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转移的，应当向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在移出地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商经接受地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得到批准，并将批准信息通报相关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日常环境监测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及时发现并消除环境污染风险。如果在发现环境污染风险后，能够立即治理的，企业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消除环境污染隐患，如果发现的环境污染风险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根除，企业应当制定科学的治理方案，保证风险可以得到及时的消除。

对于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应在在投入运营期前，进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的评估，同时开展应急资源的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根据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报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企业应当善于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网络工具，利用信息化手段优化固体废物的管理和处置流程，实现信息的及时录入、汇总、统计、调取和分析。对于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防治要求和操作规程，企业应制作并及时更新电子合规信息库，建立统一化信息数据管理平台。

企业还应注重对接触固体废物的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培训，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层级设置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培训重点。培训机制应当制度化和常态化，保证员工能够通过各类渠道熟知企业合规目标和要求，熟练掌握企业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

首先，企业应当动态关注我国关于危险废物的规定和具体范围，根据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的特性，建立符合企业具体情况的危险废物管理名录，并依据最新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动态对照管理和更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处置当时并不属于危险废物的一般废物，应当加强对该一般废物处置的回顾性审查，一旦发现该一般废物被纳入至《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其次，对于未纳入至《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有关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技术规范，对特定废物的反应性、腐蚀性、浸出毒性、易燃性、感染性等危险特性进行鉴别。经鉴别，具有危险特性、属于危险废物的，企业应当根据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废物类别，进行归类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典型案例》中的案例三即属于在未对固体废物进行目录对照以及未对危险特性进行鉴别的情况下，山西某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田某擅自将过期的诺氟沙星胶囊、银黄颗粒等十余种药品私自倾倒、处置，构成污染环境罪并被判处刑罚的情况。

第一，企业应当加强对第三方机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审查力度，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重点确认是否存在发证机关主体不适格，持证主体不一致，经营方式、类别、规模缺失以及超过有效期限等问题。

第二，企业应当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监督管理，如在合作前通过必要的调查对第三方机构的主体资质、技术能力进行核实，通过合作协议、承诺书等形式要求第三方机构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国家、行业标准；在合作过程中，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督管理，确保针对危险废物的运输、倾倒、掩埋或其他处置活动符合相关要求，并在发现问题时及时要求其改正或终止合作关系；在合作结束后，了解第三方机构所采取的处置方式，并确认该处置方式的合规性，例如在采取倾倒、掩埋方式进行处置的情况下，企业应当对第三方机构所采取处置措施是否合规进行检查。

第三，针对一般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关系转化，企业应当对照最新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已交由一般废物处置单位的一般废物进行审查，一旦发现该一般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联系该处置单位或有关部门采取补救措施。

一方面，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通过技术创新与改造，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重复利用以及综合利用，从而有效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降低固体废物的危害性，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确保清洁生产。

另一方面，在未将固体废物交至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进行最终处置前，企业在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理固体废物等环节中，应当采取严格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防止污染环境的全流程管控措施，避免因企业内部监管失位或各部门权责不清，而造成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等情况的发生。

（1）侵权赔偿责任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违反法律规定故意为之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

（2）环境修复责任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且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应当承担修复责任或负担修复费用。

（3）其他损失费用

除修复环境的费用外，还应当负担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以及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1）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关闭

违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规定的，除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外，处以十万元至五百万元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对于一般或者较大的事故，罚款金额为事故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至三倍；对于重大或者特大的事故，罚款金额为事故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三至五倍，且对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企业取得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2）行政拘留

对于存在擅自处理固体废物造成严重后果、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许可证的主体处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以及未对危险废物采取防范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等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有权对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1）企业单位主体的刑事风险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至三条关于“严重污染环境”以及“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的，企业有可能构成单位犯罪，并面临被判处罚金刑的刑事法律风险。

（2）企业人员的刑事风险

对于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后果特别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企业应当重视、加强内部环境保护合规文化建设工作，践行绿色经营价值观，将环境保护合规、污染防治纳入到企业经营理念与合规文化之中，注重企业上下全体员工的身体力行，增加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自觉。

为有效防控环境污染风险，企业应当在内部现有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中增加履行、承担环境保护职责的设置，对于存在环境污染风险较高的生产制造型企业、医药化工类企业可以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组织架构，完善包含企业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执行层在内的环境保护合规治理结构。

例如由合规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等确认环境保护合规管理战略、明确环境保护管理目标及资源配置；由法务、合规、安全等相关部门确认环境保护合规管理的具体实施和监督检查方案；由业务部门以及其他职能部门负责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具体执行。

企业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制定、建立、健全内部环保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在生产、制造、经营过程中对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理符合规定。

例如，企业可以通过环保合规管理手册、劳动协议、环境保护承诺书等形式加强对企业内部人员以及外部合作伙伴的环境保护合规管理；可以建立环境保护风险管理制度，规范环境污染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以及风险处置的全流程；可以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责任制度，规定固体废物管理的措施、职责、记录等内容。

持续、深入的环境保护合规培训与宣传，可以有效增加企业内部员工的环境污染防治意识，对于企业的高风险领域、重要环境保护环节以及关键岗位员工，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合规培训，加强对环境保护合规知识的宣传。企业决策层、管理层应带头接受合规培训，业务部门在接受培训的同时也应在日常业务活动中主动咨询合规管理部门关于环境保护意见。

不论是企业内部的环境保护合规管理部门还是负责具体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员工，均应对其职责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合规工作负责，企业可以通过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的内容，合规考核结果应作为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与评优评先、职务任免、职务晋升以及薪酬待遇等挂钩。

企业应当建立必要的环境保护奖惩机制，对于企业内部员工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以及相关的综合利用、处理活动中发挥积极或消极作用的，可以按照企业内部有关规定给予奖励或问责。

同时，在企业内外部建立畅通、便捷、高效、公开的举报机制，方便企业内部员工、外部合作伙伴、社会公众媒体等对违反环境污染防治规定的企业员工进行举报。

第一条规定了具有十八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被认定为污染环境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三条规定了具有十三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被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严重污染环境”较为常见的情形有“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如《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第一例“重庆某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关某岗、陈某林、李某芳等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污染环境案”（以下简称“第一例案件”）中，重庆某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非法处置的危险废物合计达89.17吨；第二例“司徒某戌、司徒某协、陈某身、李某贤等非法倾倒毒性工业固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以下简称“第二例案件”）中，司徒某戌等人非法倾倒的危险废物4700多吨；第三例“山西某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田某坡等人非法处置过期药品污染环境案”（以下简称“第三例案件”）中，非法倾倒、处置的危险废物3.2吨，上述三起案件中危险废物的数量均超出《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三吨的标准。

其规定的“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十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三十亩以上，其他土地六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情形，如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则属于污染环境罪的“后果特别严重”情形，根据司法解释应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档次；如该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则可能属于“致使大量永久基本农田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情形，即污染环境罪规定的四种特定情形之一，进而适用更为严厉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档次，相关企业应当充分重视这一量刑尺度的变化。

（1）经单位决策机构按照决策程序决定的；（2）经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决定、同意的；（3）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得知单位成员个人实施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并未加以制止或者及时采取措施，而是予以追认、纵容或者默许的；（4）使用单位执照、合同书、公章、印鉴等对外开展活动，并调用单位车辆、船舶、生产设备、原辅材料等实施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

（1）企业没有依法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或者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或者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并且防治污染设施验收合格后，擅自更改工艺流程、原辅材料，导致产生新的污染物质的；（2）不使用验收合格的防治污染设施或者不按规范要求使用的；（3）防治污染设施发生故障，发现后不及时排除；（4）生态环境部门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后，继续生产放任污染物排放的；（5）将危险废物委托第三方处置，没有尽到查验经营许可的义务，或者委托处置费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或者处置成本的；（6）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7）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8）其他足以认定的情形。

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合规不起诉典型案例，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污染环境案为例，涉案企业聘请律师对合规建设进行初评，全面排查企业合规风险，制定详细合规计划；检察机关委托税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对合规计划进行专业评估；涉案企业每月向检察机关书面汇报合规计划实施情况；检察机关组建以生态环境部门专业人员为组长的评估小组，对涉案企业整改情况及合规建设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合格，通过合规考察；检察机关邀请人民监督员、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联等各界代表，召开公开听证会，参会人员一致建议对涉案企业作不起诉处理，最终人民检察院对该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环境保护，我国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等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除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外，更应当以“生命线”的高度充分重视环境保护的刑事合规，将自身的商业模式、工作流程，尤其是污染危险废物的排放、倾倒、处置等行为作深入分析，以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照并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等各项行为符合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减少、杜绝刑事法律风险的出现。

企业在设立之初，对于环保事项就应当制定严格的合规制度，明确企业主要领导及各部门对于环保的具体职责，将企业环境保护的工作职责层层细化，制定环境保护的工作清单，做到落实到岗、到人，形成规范化、体系化的环境保护责任管理体系。这一制度既是为企业合规经营所需要，也有利于企业内部明确责任、维护自身权益。实践中，存在部分企业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利益需求，而擅自作出违法排污行为导致构成犯罪的情形。若企业已建立并落实一套责任明确、程序完备的合规制度，则在面临刑事风险时可尝试以工作人员个人行为进行合理抗辩，避免被员工个人行为所殃及。

在制定合规制度的基础上，建议企业引入外部监督人，即企业聘请具有环保、法律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外部独立专业机构，对企业经营过程中涉及的环保事项，进行持续不断的监督，以及早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解决问题。

对于已经涉嫌污染环境罪等刑事犯罪的企业，应当要充分把握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机会，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委托外部律师对企业合规建设进行评估，全面排查企业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尤其是环保类的刑事法律风险，制定详细的合规整改计划；积极和第三方组织沟通联系，配合第三方组织的各项合规工作；每月向办案的检察机关提交合规计划整改书面报告并积极整改落实，最大程度争取检察机关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