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重点排污和环境风险管控单位名录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重点排污单位是指：

向环境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水污染物或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较大或排放行为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企业事业单位。

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包含以下三类：

（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
（二）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
（三）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

根据《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在上一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披露环境信息：

（一）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的；
（三）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
（四）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
（五）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吊销生态环境相关许可证件的；
（六）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

企业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八类信息：

（一）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础信息；
（二）企业环境管理信息，包括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环境保护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保信用评价等方面的信息；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包括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贮存、流向、利用、处置，自行监测等方面的信息；
（四）碳排放信息，包括排放量、排放设施等方面的信息；
（五）生态环境应急信息，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等方面的信息；
（六）生态环境违法信息；
（七）本年度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信息。

具体而言，对于重点排污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而言，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的内容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企业的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2020年9月22日，我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下称“双碳目标”）后，为扎实推进碳达峰行动、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国务院于2021年10月24日颁布《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23号），明确提出“相关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要按照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要求，定期公布企业碳排放信息”。

生态环境部于2021年5月24日印发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2025年，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基本形成”这一主要目标，并提出“2021年，印发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2022年，完成上市公司、发债企业信息披露有关文件格式修订。2023年，开展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评估”等具体细化安排和实施路径。

《管理办法》和《格式准则》正是在落实双碳目标、推进碳达峰行动、改革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于2022年2月8日开始施行。

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企业；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企业；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三类企业。

在上一年度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吊销生态环境相关许可证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上市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企业。

同时，根据《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由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并于每年3月底前确定本年度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公布前应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不得少于十个工作日），征求公众意见。

《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补充了法定披露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就披露主体均应予以披露的内容部分进行细化、补充，增加了企业环境管理信息（包括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环境保护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保信用评价等方面的信息）等，除此之外特别将碳排放信息（包括排放量、排放设施等方面的信息）纳入披露内容范围。

第二，针对不同的义务披露主体增加了特殊披露内容。主要包括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披露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原因及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实施情况、评估与验收结果；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存托凭证、可交换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银行贷款等形式融资的，应当披露融资形式、金额、投向等信息，以及融资所投项目的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信息。

第三，就临时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主要包括就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撤销等信息、因生态环境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信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协议信息等信息，披露主体应当于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五日内发布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同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已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变更；变更时应当发布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并说明变更事项和理由。

相较于此前规定的通过披露主体网站、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或者当地报刊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环境信息的披露途径，《管理办法》进一步提出设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集中公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内容，并加强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等生态环境相关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推动环境信息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互联互通、共享共用。此举一方面通过信息化手段避免企业重复填报，另一方面也使得披露内容更加公开化，便于公众获取。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临时披露环境信息应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披露；环境信息年度披露应当于下一年度3月15日前完成披露。

就法律责任方面，《管理办法》增加了违法行为种类、加大了惩罚力度。一方面，就此前已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分情形加大惩罚力度，就披露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公开信息的违法行为，将罚则由“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并予以公告”变更为“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将不按时限披露信息的罚则，由“责令公开，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并予以公告”改为“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另一方面，根据《管理办法》的其他规定，新增了“披露环境信息不符合准则要求”、“未将环境信息上传至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这两种违法行为，并明确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依纪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即依法、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这一信息披露要求与《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披露信息质量要求基本相同。同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亦明确规定“企业未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所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亦有因未依法披露环境信息遭到索赔的案例出现。例如，在“云南罗平锌电虚假陈述纠纷案”、“甘肃上峰水泥虚假陈述纠纷案”、“山西路桥虚假陈述纠纷案”等案件中，上市公司因未依法披露因重金属污染隐患问题突出被监管机构要求整改、全资子公司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造假、收到环保部门处罚等环境信息，而被投资者索赔并败诉。

在目前打击证券及债券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大环境下，随着《管理办法》的实施，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投资者因上市公司、发债企业未依法披露环境信息而遭受损失进而提起证券虚假陈述纠纷责任纠纷的案件。

此外，《管理办法》亦就新增披露义务主体明确规定了披露信息的年限要求。其中，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自列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后，纳入披露企业名单，并延续至该企业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后的第三年；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应当连续三年纳入企业名单，期间再次发生《管理办法》规定的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等应当纳入披露主体的情形的，应当自三年期限届满后，再连续三年纳入企业名单。对同时符合前述两种情形的企业，应当按照最长期限纳入企业名单。

首先，《管理办法》和《格式准则》的颁布与施行，是为了明确信息披露具体规定、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实质是为促进增强环境信息的透明度，通过严格明确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促使企业做好环保合规工作，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生态环境领域重点工作提供支撑。

其次，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以《格式准则》所列明的各披露项目内容作为索引，主动开展环保合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发现的环保合规问题，保证企业的经营运行符合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税、噪声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条件成熟时，企业应主动建立环保合规体系，构建环保合规的坚实基础。

再次，随着ESG（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投资的持续升温，无论是对于上市公司还是其他未上市的重点排放企业等，财务信息不再被视为衡量企业优劣的唯一指标。实践证明：符合ESG投资原则的企业因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由此受到越来越多投资机构的关注。环境作为ESG投资原则下的重要一环，企业如环境信息披露不合规，不仅会产生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还会直接引发对企业的估值、运营、融资等各方面活动的负面影响。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管理办法》规定的纳入披露主体范围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主要是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主体，即有“前科”的主体。若企业能够做好环保合规，确保不出现环境违法违规等问题，同时又不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和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则可能不被纳入《管理办法》项下的披露企业名单。

根据《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试行）》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实行分类管理，分为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声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以及其他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五类，由设区的市级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下一年度本行政区域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根据《清洁生产审核办法（2016修订）》第九条的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由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或节能主管部门提出并报省级环境保护部门或节能主管部门核定后确定，并通知企业。因此，企业应积极关注、重视相关部门的上述公告、通知，自行摸查是否属于义务主体，以前年度已被纳入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的企业，亦可早做准备。

《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了兜底条款，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也应当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披露环境信息。据此，不排除后续在修订其他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定时，增加披露主体相关规定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应当随时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规定的变化，评估自身是否应当承担环境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被纳入披露义务主体的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也需要依照《管理办法》的规定披露环境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的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持有的被投资方表决权份额的大小、是否存在其他合同安排、能否任命或批准被投资方的关键管理人员、能否出于其自身利益决定或否决被投资方的重大交易等均会影响对合并范围的判断。因此，上市公司还需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依法界定披露主体范围。

为做好环境信息披露合规工作，在准确界定披露主体的基础上，企业应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健全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制度，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规程，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准确的环境信息管理台账，妥善保存相关原始记录，科学统计归集相关环境信息。同时，应确保披露环境信息所使用的相关数据及表述符合环境监测、环境统计等方面的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优先使用符合国家监测规范的污染物监测数据、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数据等。

在做好环保合规工作、确定披露义务主体、建立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上，企业合法合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年度报告及临时报告的合规披露。《格式准则》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具体内容及格式进行了规范，不仅规定了企业基本信息、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碳排放信息等报告具体内容的组成部分及要求，而且列示了报告封面、扉页承诺等格式要求。企业在开展具体信息披露工作时，应严格遵守《管理办法》及《格式准则》等的规定，确保具体信息披露工作的合规性。

环境私益侵权诉讼，是指在私主体之间，由于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造成严重后果时，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请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民事侵权类诉讼。

关于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制度，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法律制度上确认了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规定了被侵权人有权向污染者请求赔偿，形成了环境民事私益诉讼制度的制度模型。2015年最高法通过的《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环境侵权责任纠纷若干规定”）对环境民事私益诉讼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之后在修订的单行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制度在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规定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基本一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对于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由环保组织或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

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首次确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允许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环境污染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也突破了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一必要条件限制，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规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作出具体的规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指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因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或者无法进行磋商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最初是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7年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政策性文件，确立了国务院授权省级、市地级政府（包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级政府，下同）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提起诉讼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2020年4月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进行了明确规定。2019年6月，最高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若干规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出了详细规定。

在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中，有资格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为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一必要条件限制。

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有资格提起诉讼的原告为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

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是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如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相关部门或机构）以及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的部门。

在适用范围上，环境私益侵权诉讼适用于一切因故意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适用范围更广。

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的规定，适用于由于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的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的案件，注意目的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而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适用于：（1）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2）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3）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

通常情况下，环境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即只要存在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不论侵权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都应承担侵权责任。

在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中，依据《环境侵权责任纠纷若干规定》第一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五条第二款“被侵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第三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其相应赔偿责任。”之规定，在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中，对于侵权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对于第三人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也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污染者不能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不承担责任。

但是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若干规定》第11条，需要被告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情形，才能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环境私益侵权诉讼，并没有前置程序的特别限制。

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没有对诉讼程序的启动规定前置程序，但是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特别规定了磋商前置程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因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或者无法进行磋商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故设立了磋商前置程序。

例如在 （2019）沪民终450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郎溪某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某贸易有限公司、黄某庭、薛某走私“洋垃圾”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在进口的固体废物无法退运情况下，法院判决即使因被查扣尚未造成实际的生态环境损害，但侵权行为人仍应负有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并最终判决违法行为人承担无害化处置费用，体现了“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

例如在（2021）鲁02民初69号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青岛市崂山区某空间艺术鉴赏中心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青岛市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损害后果出现在民法典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鉴赏中心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虽然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但生态资源损害后果一直持续存在至民法典施行后，检察机关可以按照民法典之规定，依法追究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同时，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造成严重后果时，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请求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情形。故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要求侵权人在主观要件上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故意，违法性要件上实施了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结果要件上造成了严重后果。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在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在起诉时明确赔偿数额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可在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没有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损害事实另行起诉请求惩罚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