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期专题特邀环球律师事务所合规调查团队，从中美法律下受贿主体的认定范围进行剖析，旨在为读者就跨境合规调查提供更全面、深入的视角。本期专题聚焦于受贿主体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就个案中具体行为是否违反中美法律，仍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要素进行综合判断。例如在《刑法》下是否满足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在FCPA下是否满足对美国境内主体的管辖以及境外主体的“地域管辖”（territorial jurisdiction）、是否符合“商业目的判定”（business purpose test）、行贿是否具有“腐败性质”（corruptly）等要素。

目录

• 一、美国FCPA下的“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机构”（Instrumentality）等概念
• 二、中国《监察法》下的“监察对象”与《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 三、“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 “监察对象”和“国家工作人员” 的实例对比
• 附表：法规解读
• 作者介绍

一、美国FCPA下的“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机构”（Instrumentality）等概念

（一）FCPA的概要介绍

FCPA是美国于1977年制定的一部联邦法律，并在1988年、1994年、1998年三度进行了修订，旨在禁止1）美国个人和商业机构（“美国国内主体”）、2）在美国证券交易机构上市或者需要定期向证交会提交报告的美国和外国上市公司（“发行人”），以及3）在美国境内行事的除上述两类主体之外的因地域管辖（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受制于FCPA的外国个人及法人，为获得或保留业务而向“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外国政党或政党官员”（foreign political party or official）、“外国政党办公室的候选人”（candidate for foreign political office）等支付贿赂款项。

FCPA主要包含两个条款：（1）“反贿赂条款”（anti-bribery provisions）禁止个人与商业机构为获得或保留业务而贿赂外国官员，以及（2）“会计条款”（accounting provisions）要求发行人遵守某些财务记录与内控的要求，包括禁止个人与公司故意伪造账簿与记录的行为，要求公司建立实施有效的内控制度，禁止公司规避内控制度的实施。违反FCPA可能导致民事与刑事处罚、制裁及补救措施，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及/或监禁。

（二）“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和“机构”（Instrumentality）的范围认定

1.成文法中的规定

FCPA中的反贿赂条款禁止贿赂以下主体：（1）任何的“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2）任何的“外国政党或者政党官员”（foreign political party or official）；（3）任何“外国政党办公室的候选人”（candidate for foreign political office）；或者（4）明知全部或部分款项会被给到或承诺给到上述三类主体的任何人。进一步，“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是指外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department）、“机关”（agency）或“机构”（instrumentality）或“公共国际组织”（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任何“官员”（officer）或“雇员”（employee），或以官方身份为任何此类政府或“部门”（department）、“机关”（agency）或“机构”（instrumentality）或为任何此类“公共国际组织”（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或代表其行事的任何人。

2.判例法中的认定

对于“机构”（instrumentality），FCPA本身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范围，导致实践中DOJ和SEC长久以来采用较为宽泛的认定标准，即一般通过对外国政府的对相关实体的所有权、控制权、以及相关实体本身的地位和功能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某类实体是否属于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的范围。

案例一：USA v. Alcatel-Lucent France, SA, et al., No.1:10-cr-20906（S.D. Fla. Dec.27, 2010）案　

在2011年的USA v. Alcatel-Lucent France, SA, et al., No.1:10-cr-20906（S.D. Fla. Dec.27, 2010）一案中，DOJ指控法国电信公司Alcatel-Lucent违反FCPA，向一家由马来西亚政府持股的当地电信企业的员工行贿。虽然马来西亚政府持股的份额为43%，但DOJ认为马来西亚政府作为“特殊股东”（special shareholder），对该企业绝大部分的支出有否决权，并且控制了企业的重要经营决策。此外，该企业多数的高管，包括董事长、董事、CEO等都由马来西亚政党指派，因此，DOJ认定马来西亚政府对该企业具有实质上的控制权，也即该企业为外国政府的“机构”（instrumentality）。

案例二：United States v. Esquenazi, et al., Case No.11-15331（11th Cir. May 16, 2014）案　

2014年，在United States v. Esquenazi, et al., Case No.11-15331（11th Cir. May 16, 2014）一案中，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第十一巡回法院）首次明确提出了构成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的相关判断标准，包括1）是否由外国政府控制；以及2）是否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

（三）FCPA受贿主体范围的特点

1.FCPA未对“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级别进行区分；

2.FCPA并不禁止向外国政府“部门”（department）、“机关”（agency）或“机构”（instrumentality）本身行贿；

3.FCPA并不处罚“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受贿行为。

二、中国《监察法》下的“监察对象”与《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一）《监察法》下的“监察对象”

1.“监察对象”的范围认定

（1）公务员和参公人员
（2）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4）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5）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6）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2.“监察对象”范围的特点

（1）多重认定标准

- 对于公务员和参公人员，因其公务员本身明显具备“公权力”属性，因此也直接被归入了“监察对象”的范围。而对于被授权和受委托组织中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主要分两个步骤：1）判断某一人员所在单位是否为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2）若是，确定其是否为从事公务的人员。

- 对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所采取的认定标准为“身份+职位/职责”的标准，同样需要经过两个步骤：1）判断是否为国有企业、公办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2）若是，确定其是否达到一定的职位或者履行管理的职责。

- 对于兜底条款中的其他人员，所采取的认定标准为“行为”的标准，也即是否在行为上履行公职。

（2）“监察对象”不包括单位

《监察法（草案）》第13条曾提出，“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有关单位和行政区域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而在最终公布生效的《监察法》中，第13条被调整为“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由此也可看出，《监察法》所对应的“监察对象”不包括单位。

（二）《刑法》下的“国家工作人员”

1.“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认定

（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特点

（1）“身份+公务”的判定标准

从《刑法》、《经济犯罪纪要》等相关法律规定来看，我国采取的主要是“身份+公务”的判定标准，也即既要满足一定的身份条件，并符合从事公务的标准，才会落入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中。

（2）规定了单位作为受贿主体的情形

与FCPA和《监察法》侧重点有所不同的是，《刑法》规定了单位作为受贿主体的情形，即单位作为行贿方和受贿方均会受到刑罚，分别构成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受贿罪等罪名。此处的单位指的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并列的受贿主体，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上述国有单位的内设机构也可以作为受贿的主体。

三、“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 “监察对象”和“国家工作人员” 的实例对比

（一）公立医院医生

1.从事行政管理职位的公立医院医生（如公立医院的采购科室主任）　

（1）一般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从事行政管理职位的公立医院医生一般会被认定为“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因而落入“监察对象”的范围。

（2）一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从事行政管理职位的公立医院医生一般会被认定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而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涉嫌犯罪行为不涉及医生的行政管理职位，如医生并未利用其采购管理的职权，而是进行“开单提成”的行为，则此时其也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3）一般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

如果一个实体被认定为外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department）、“机关”（agency）或“机构”（instrumentality）或“公共国际组织”（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则该实体的任何员工均可能会被认定为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

中国公立医院由于可以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以及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两个条件，较有可能被认定为FCPA下的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由于FCPA在认定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是并不根据职位高低进行区分，因此，公立医院的任何员工均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但具体是否违反FCPA的条款，还要结合其他因素全面判断。

2.不从事行政管理职位的公立医院医生　

（1）一般不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不从事行政管理职位的公立医院医生虽然可以满足公立医院医生的“身份”标准，但是无法达到履行管理职责的“职务/职责”标准，因而一般情况下不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2）一般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不从事行政管理职位的公立医院医生虽然可以满足公立医院医生的“身份”标准，但是无法达到从事“公务”的标准，因而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3）一般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

同上所述，中国公立医院由于可以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以及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两个条件，较有可能被认定为FCPA下的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因此，公立医院的任何员工均可能会被认定为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

（二）其他公办事业单位人员

1.公立学校管理人员（如校长、采购主任、招生办主任等）　

（1）一般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从事行政管理职位的公立学校的管理人员一般会被认定为“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因而落入“监察对象”的范围。

（2）一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从事行政管理职位的公立学校的管理人员一般会被认定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而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涉嫌犯罪行为不涉及其行政管理职位，如采购主任并未利用其采购管理的职权，则此时其也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3）一般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

同上所述，中国公立学校由于可以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以及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两个条件，较有可能被认定为FCPA下的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因此，公立学校的任何员工均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但具体是否违反FCPA的条款，还要结合其他因素全面判断。

2.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人员（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1）一般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人员（如证监会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的范围，因而落入“监察对象”的范围。

（2）一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公务员法》第112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由此可见，参公事业单位首先必须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又根据《经济犯罪纪要》，该等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人员（如证监会工作人员）会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

（3）一般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

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可以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以及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两个条件，较有可能被认定为FCPA下的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因此，其员工均会被认定为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

3.政府采购评标委员会成员　

（1）一般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实践中，政府采购评标委员会并非是一个法律主体，而是在政府采购中临时组建的评审组织。评标委员会一般由采购单位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负责招标采购的评标工作，向采购人推荐中标候选人。政府采购评标委员会成员一般会被认定为“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因而落入“监察对象”的范围。

（2）一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政府采购评标委员会成员一般会被认定为在特定条件下被赋予一定的公共职责，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行为，因此，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3）有较大风险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

根据上述介绍，政府采购评标委员会并非是一个法律主体，而是在政府采购中临时组建的评审组织，而此类非法律实体组织虽然可能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以及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两个条件，但其是否会被认定为FCPA下的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目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存在较大的风险。因而，政府采购评标委员成员也有较大风险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人员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从事管理的人员：

（1）一般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以及其他受委托从事管理（主要包括协助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的管理工作，例如救灾、抢险、代征税款、社会捐助管理）的人员一般会被认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因而落入“监察对象”的范围。

（2）一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以及其他受委托从事管理的人员一般会被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但需要注意的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人员一般会承担两种类型的职责，一类是协助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开展管理工作，一类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身的管理工作。只有该些人员在从事协助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开展管理工作时才会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若其从事其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身管理的一般事务，则一般不会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3）是否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需要结合更多事实的分析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本身就被赋予了协助政府从事特定行政管理的工作的职责，因而，一般可以满足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的条件。虽然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属于群众自治性组织，但实践中存在政府或上级党组织指派管理人员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被认定为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的条件的可能性。因而，其官员或员工在特定条件下，均可能会被认定为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但具体是否违反FCPA的条款，还要结合其他因素全面判断。

（四）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1.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人员（如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　

（1）一般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人员，如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一般会被认定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因而落入“监察对象”的范围。

（2）一般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由于国有参股、控股企业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企业，因此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人员无法满足“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标准，一般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如果该管理人员符合下文“国有企业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的条件，则会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

（3）是否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需要结合更多事实的分析

根据FCPA过往的案例，尤其是第十一巡回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Esquenazi, et al., Case No.11-15331（11th Cir. May 16, 2014）一案中提出的构成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的相关判断标准，国有控股企业一般可以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的条件，但对于是否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的条件，还要取决于国有控股企业的具体行业及从事的业务是否具有垄断地位、是否履行公共功能等因素（如能源、公共服务、电信等行业更容易被认定为具有垄断地位、履行公共功能）。若满足相关的因素，则该国有控股企业较有可能被认定为FCPA下的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因而，该国有控股企业的员工均会被认定为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

2.国有资本参股企业的管理人员　

（1）一般不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国有资本参股企业和金融机构中只有对国有资产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人员才会落入“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范围，若只是国有资本参股企业的一般管理人员，而非对国有资产负有经营管理责任，则一般不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2）一般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由于国有参股、控股企业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企业，因此国有资本参股企业的管理人员无法满足“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标准，一般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如果该管理人员符合下文“国有企业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的条件，则会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

（3）是否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需要结合更多事实的分析

从中国法的角度，国有资本参股企业是一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的主体概念，两者以是否能够实际控制企业为区分标准。同样，从FCPA的角度来看，国有资本参股企业是否可以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的要求，也需从实际控制权的角度出发，因此，国有资本参股企业一般无法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的要求。而对于是否可以满足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的条件，还要取决于国有控股企业的具体行业及从事的业务是否具有垄断地位、是否履行公共功能等因素（如，像能源、公共服务、电信等行业更容易被认定为具有垄断地位、履行公共功能）。因此，一般情况下，国有资本参股企业被认定为FCPA下的外国政府“机构”（instrumentality）的可能性较低，因而，该国有资本参股企业的员工被认定为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可能性也较低。

3.国有企业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　

（1）是否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需要结合更多事实的分析

此处主要取决于国有企业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是否行使公权力，若其行使的是国有企业赋予其的公权力，包括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则可能落入“监察对象”范围的兜底条款，属于“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2）一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国有企业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般属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因而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委派人只有从事公务，也即只有代表委派单位的意志行使对接受委派单位事务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才会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若从事其他的接受委派单位的一般事务，则一般不会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3）是否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需要结合更多事实的分析

此处需要更多的事实才能够进一步分析，以确定是否可以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以及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两个条件，包括该管理人员与委派单位和接受委派单位的雇佣关系，该非国有企业的行业及从事的业务，国有企业或政府对该非国有企业的控制情况等。

（五）行业协会管理人员

1.是否属于“监察对象”不明确　

此处主要取决于行业协会管理人员，如协会会长、副会长是否行使公权力。在行业协会脱钩改革前，由于不同协会在不同程度上在财政、人事、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等方面与行政机关挂钩，因而被赋予特定的公权力，在此情况下，行业协会管理人员则可能落入“监察对象”范围的兜底条款，属于“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在行业协会脱钩改革基本完成后，虽然可能从表面上大部分的行业协会已基本完成脱钩改革工作，但在行业协会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如人员职责不清、公权力分配等遗留问题。需要明确的是《监察法》在对“监察对象”的兜底条款的其他人员需要是“依法履行公职”，因此，即使实践中仍存在一些行业协会管理人员履行公职的情况，其履行公职是否属于“依法履行”，也会产生一定争议。对于行业协会管理人员是否仍有可能会落入“监察对象”的范围内，目前无法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

2.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明确　

同上述分析，在行业协会脱钩改革前，行业协会管理人员则可能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如实践中有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并最终被判贪污罪的案例。而在行业协会脱钩改革基本完成后，行业协会管理人员是否仍有可能会落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目前无法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普遍存在退休或离职的前“国家工作人员”担任行业协会管理人员的情形，因此，在考量商业贿赂风险时，还需要考虑《刑法》下的其他罪名，例如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等。

3.是否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的范围需要结合更多事实的分析　

此处需要更多的事实才能够进一步进行个案分析，以确定是否可以满足由外国政府控制以及履行外国政府视为政府本身履行的职能两个条件，包括该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是否完成了脱钩工作、该行业协会是否仍承担一些公共管理职能、行业协会是否会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财政优惠等措施等，从而进一步确定行业协会管理人员则是否属于“外国官员”（foreign official）。

附表：法规解读

附表一：《监察法》“监察对象”解读对比　

《监察法》15条	《监察法释义》	《管辖规定》
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中国共产党机关公务员。包括：（1）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员；（2）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工作部门、办事机构和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3）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4）街道、乡、镇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	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的公务员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公务员。包括：（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2）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机关的公务员
	人民政府公务员。包括：（1）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员；（2）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派出机构的工作人员；（3）乡、镇人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	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务员
	监察委员会公务员。包括：（1）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2）各级监察委员会内设机构和派出监察机构的工作人员，派出的监察专员等。	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公务员
	人民法院公务员。包括：（1）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审判辅助人员；（2）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人员等。	各级人民法院的公务员
	人民检察院公务员。包括：（1）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2）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行政人员等。	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公务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公务员。包括：（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人员；（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的公务员
	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公务员。包括九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公务员，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工商联等单位的公务员。	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
	根据公务员法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例如，证监会）。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主要是指除参公管理以外的其他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单位（例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注册会计师协会、医师协会等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定检验检测检疫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等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包括设董事会的企业中由国有股权代表出任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未设董事会的企业的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	包括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等国家出资企业中，由党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从事领导、组织、管理、监督等活动的人员
	对国有资产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国有企业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包括部门经理、部门副经理、总监、副总监、车间负责人等）
	在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重要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包括会计、出纳人员等）
	国有企业所属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国有资本参股企业和金融机构中对国有资产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人员	/
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该单位及其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该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包括这类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领导、组织、管理、监督等活动的人员
	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包括管理岗六级以上职员，从事与职权相联系的管理事务的其他职员）
	在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重要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包括会计、出纳人员，采购、基建部门人员）
	临时从事与职权相联系的管理事务（包括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利用职权实施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以及其他受委托从事管理的人员 “从事管理”，主要是指：（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的其他管理工作。	包括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以及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
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	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仲裁员等；其他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中依法从事领导、组织、管理、监督等公务活动的人员

附表二：关于《刑法》“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关解释　

《刑法》第93条	立法及司法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出处
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
	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
	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
	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
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法律并未对人民团体进行解释，通常指的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八个单位，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中国科协等。也有人认为人民团体也包括《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包括中国法学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等15个单位	《民政部关于对部分团体免予社团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民政部关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免予社团登记的通知》
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	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准确认定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现对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解释如下：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
	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非国有事业单位：法律未明确规定，可能包括民办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原则性要求：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
	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	/

本期内容来源：

• 跨境合规调查系列 | 美国FCPA与我国反腐败法律等受贿主体之辨析（上）　[周磊、李嘉杰、陈筝妮、吴剑雄，环球律师事务所]
• 跨境合规调查系列 | 美国FCPA与我国反腐败法律等受贿主体之辨析（下）　[周磊、李嘉杰、陈筝妮、吴剑雄，环球律师事务所]

作者介绍

周磊　合伙人 alanzhou@glo.com.cn	周磊律师是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的合伙人。其主要执业领域为兼并与收购、合规风控。周律师在生命科学及医疗行业有着丰富的执业经验。曾经代表过众多涉及生命科学及医疗领域的跨国企业、知名的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等。 周律师还曾多次被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邀请参与生命科学及医疗行业的立法和行业标准制定，包括互联网医疗，医疗代表备案制度、医药行业合规准则、医疗人工智能等。 周律师在全球权威律所和律师排名的奖项上屡获殊荣。在钱伯斯生命科学及医疗领域律师的排名上，周磊律师连续九年（2012-2021）被评为第一级别。在钱伯斯公司调查及反腐败领域律师的排名上，周磊律师连续四年（2017-2021）被评为第二级别。在Legal 500的生命科学及医疗领域的排名中，周磊律师连续三年(2018-2021)被评为领先律师，在Legal 500监管与合规领域的排名中，周磊连续两年（2019-2021）被评为特别推荐律师。在Legal Band生命科学及医疗的排名中，周磊律师连续三年在2019-2021被评为年度顶级律师，获得业界明星称号。
李嘉杰　合伙人 jackyli@glo.com.cn	李嘉杰律师是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合伙人，中国执业律师并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律考，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英国法律评论认证专家。其主要执业领域为监管合规、公司调查与政府调查、争议解决与诉讼、医疗与生命科学等。 李律师在监管合规法律领域执业十余载，经验非常丰富。其尤为擅长开展各类公司内部调查和政府调查的配合应对工作，主要法律领域涉及反腐败（包括美国FCPA）、反垄断、反洗钱、白领犯罪、数据及网络安全等。李律师为多家知名跨国公司、国企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与合规服务，并代表企业与跨法域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交流。 李律师在全球权威律所和律师排名的奖项上屡获殊荣。在《亚太法律500强》“The Legal 500 Asia-Pacific”2019至2021年度榜单中，连续三年蝉联监管与合规领域“明日之星”和“新一代律师”，并在生命科学及医药领域评选中被提名为“特别推荐律师”。同时，李律师也被《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评选为2021年度“律师新星”。此外，李律师还担任上海市律师协会法律与合规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并作为中国合规专业人士协会校外导师，为复旦大学等高校研究生讲授法律、合规相关实务课程。
陈筝妮　顾问律师 jennychen@glo.com.cn	陈筝妮律师是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顾问律师，中国执业律师并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律考，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考试（非执业）。其主要法律执业领域为监管合规、政府调查、企业内部调查、数据合规。 陈律师在合规调查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涉及中国和相关外国法律下的反腐败（包括美国FCPA、英国Bribery Act等）、数据造假、财务欺诈、职务侵占、商业秘密等实体法律内容。 陈律师在网络与数据安全合规方面同样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她曾帮助众多大型企业识别潜在的网络安全风险，设立数据合规管理体系与架构，应对、处理不同类型的网络安全与数据泄露事件。此外，她在电子取证、跨境数据保护与安全、敏感信息审查方面也负责管理过众多大型项目，为客户的跨境合规调查，提供全方位的法律与合规服务。
吴剑雄　律师助理	吴剑雄是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的律师助理，其主要执业领域为企业治理及日常运营、合规风控。